人口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上升到国事的高度。人口数量太多、太少都不好，保持合理的结构和区间才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但是在古代人们并不会刻意地控制人口。事实上，限于当时的条件，他们也无法控制。古代几乎没有少生优生政策的提倡，也没有计划生育的约束，生育是极为自然的事。

顺其自然，最本能的反应就是多生。至少从商代起，人们就形成了长寿、多子思想。当时的青铜器上已经出现了“万年无疆”、“子孙永昌”之类的祝福语。

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宜尔子孙，振振兮”的说法。这说明周人也比较奉行多子多孙、家族兴旺的观念。

古人鼓励生育是比较现实的考量。秦末汉初，天下大乱，“方之六国，无损其二”。面对人口锐减的实际，汉朝建立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休养生息。这生息的意思很广，其中之一便是鼓励人们多多生育，以便尽快恢复人口，发展生产。

此后但凡战乱之后，新建立的朝代，多沿用这一政策。明太祖朱元璋就认为，“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安养生息之。”统治者普通通晓这个道理。

为了鼓励人们多生，国家出台了很多的配套措施。比如，鼓励早婚。春秋时期越国就曾规定“令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三十不娶，其父母有罪。”

而在唐代，对于无钱娶妻的光棍，国家则要求亲戚和富人必须给予资助，甚至规定地方官员将治下青年男女及时婚配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参考，其鼓励生育的导向也就比较明显了。

纵观历史，一个朝代大约在建国100年左右，也就是4代人的时候，人口往往达到高峰。这个时候国家就会进行人口迁徙或移民了。

如汉朝就把生活不下去的贫民或地方豪强，迁徙到边远地区。又如清代的移民实边，主要就是使人口分布更加均匀，减少人地矛盾的压力。

这是主动的平衡人口，其实还有很多被动的。

五胡乱华时期，北方一部分士族和大量平民，纷纷向长江流域迁徙。唐代起，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人口也随之南移，尤其是北宋灭亡后，宋室南渡，北方士民也随之大批南迁，迁居长江以南的地区。

尽管人口增长很快，但由于生产力整体水平不高，以及战争、疾病等问题，古代的人口并不会出现生育过多而大增的情况。

战国时期总人口在1000万左右，秦统一六国时，这一数字又翻了一倍。而到了清中期，全国人口首次突破4亿。

从1000万到4亿，我们用了大概2000多年。人口并非直线增长，从长远来看，而是螺旋式上升。这说明生产力水平提升得比较缓慢。

我们以耕作制度为例。古代最早有抛荒制、易田休耕制，然后是连作制、轮作制，最后出现了间套作、轮作复种、多熟种植，耕作制度越来越成熟，能养活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但总体仍不能脱离靠天吃饭的范畴。

除了追求人口数量，古人很早也关注了人口素质的问题。

唐人王梵志就说“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儿子不在多，一个有能力的就行了。宋人马端也提出了“少生”“优生”的概念，这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人口质量问题了。不过，在生产力水平整体偏低、战乱频仍的古代，人口减少是常态，这种思想只能是昙花一现。

古人追求生育，除了国家面上考虑之外，对于个体而言，也有自己的逻辑。

对于穷人来说，可以增加劳动力。但生得多了吧，同样面临着生养的压力。对于富人来说，庞大的家产需要继承，多生孩子多种树，分散了风险，避免了所有鸡蛋装进一个篮子里的尴尬。但是人多了也会打架内斗，使财富在内耗中不断缩水。

人口是发展的大问题，也是关系到很多家庭的重要事情。多与少是辩证的关系，适应才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