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04年的春天，弗朗西斯·高尔顿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场公开演讲中向世人提出了优生学的概念。顿时，优生学成为人人追捧的一门新兴科学，尤其是在德国。也许，弗朗西斯·高尔顿仅是希望创造一个“人人如龙”的社会，可结果却是他释放出来了一个魔鬼，成为希特勒和纳粹政府手中的杀人工具，吞噬了数十上百万人的性命。

弗朗西斯·高尔顿

高尔顿和优生学

弗朗西斯·高尔顿出生于1822年冬季，他与格雷戈尔·孟德尔同龄，比他的表哥达尔文小13岁。作为一名神童，高尔顿2岁便开始学习阅读，5岁就可以流利地使用希腊语和拉丁语，8岁就会解二次方程。虽然高尔顿与达尔文一样也收集甲壳虫，但是他缺乏表哥那种忍受枯燥工作的意志力，因此最终放弃了标本收集转向更富挑战性的领域。高尔顿曾经就读于医学院，但是后来又考入剑桥专注于数学。在1859年，如饥似渴地阅读完《物种起源》之后，他认识到进化论的正确性，但是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遗传定律对于理解达尔文的理论至关重要。遗传与进化相当于阴阳互补。上述两种理论天生就形影不离，它们不仅相互依存而且还需要共同完善。如果“表哥达尔文”解决了谜题的一半，那么另一半就注定交给“表弟高尔顿”来攻克。弗朗西斯·高尔顿本有机会获得破解那一半谜题的荣誉，但是他在中途走入的岔道。

高尔顿的表格达尔文

在1883年，也就是达尔文辞世的第二年，弗朗西斯·高尔顿出版了《人类才能及其发展的研究》一书。在这部颇有争议的著作中，高尔顿为优化人种制订了一个战略计划。高尔顿的想法非常简单：他打算模仿自然选择的机制。高尔顿在书中写道：“自然选择具有盲目、缓慢与残忍的特点，而人工干预的方式可能更为长远、迅速与温和，当人类拥有上述能力时，他便有义务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高尔顿曾经认为，只要通过“非自然选择”手段选择出最强壮、最聪明以及“最适合”的人类，然后让他们繁殖后代，那么就可以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赶上自然界亿万年的脚步。他将这门研究命名为优生学，至此优生学正式诞生。

高尔顿推出优生学后，就迫不及待地像是世人推广他的理论，在1904年的演讲中他提出应该把“优生学当成某种新型的宗教引入国民意识中”，他还说到“所有的生物都应该遵守一下原则：身体健康会胜过体弱多病，精力充沛会胜过虚弱无力，主动适应环境会胜过被动接受生活。简而言之，同类竞争必然会出现优胜劣汰，这种规律适用于任何生物。人类亦在其中。”

优生学在德国

优生学在德国有一个全新的称呼---应用生物学，实际上是应用遗传学，它的目的就是让德国实现“种族卫生”成为可能。这个新称呼是由德国物理学家、生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普罗兹在1985年创造的这个新词。普罗兹认为，“种族卫生”就是对种族进行遗传净化，就像个人卫生需要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清洗一样，个人卫生通常要清除身体的碎屑与排泄物，而种族卫生则要消除遗传物质的残余，并且创造出更健康与更纯净的种族。

阿尔弗雷德·普罗兹德国优生学之父

优生学在德国有着大批的粉丝，如德国遗传学家海恩里希·波尔，他曾说过：“就像生物体残忍地牺牲退化细胞，或者外科医生冷酷地切除病变器官一样，这都是为了顾全大局才采取的不得已措施：对于亲属群体或者国家机关等高级有机体来说，不必为干预人身自由感到过度焦虑，种族卫生的目的就是预防遗传病性状携带者将有害基因代代相传。”德国的优生学粉丝们迫切渴望得到国家的支持，将一些需要净化的人在经过鉴定后遣送到优生集中营，他们可以通过此项目完成对具有“遗传缺陷”的人进行监禁、绝育或者根除。在1933年，他们踏上了“实现”的道路。

纳粹的支持

1933年，希特勒的纳粹政府通过了《遗传病后裔防治法》，即为当时德国的“绝育法”。该法律强制规定：“任何遗传病患者都将接受外科手术绝育。”同时法律中还说明，只要是通过优生法院的认可，那么就可以实行绝育手术，即便是当事人持有反对意见，同时在必要时，可以采取强制手段。此时的遗传病列表仅包括智力缺陷、精神分裂症、癫痫、抑郁症、失明、失聪以及严重畸形。

希特勒

为获取广大德国民众对绝育法的支持，纳粹种族政策办公室拍摄了两部电影，《遗产》和《遗传病》，大肆宣扬展示“缺陷”和“不健康”导致的疾病。两部影片一经上映，在德国境内就一票难求。在电影《遗传病》中，一位饱受精神病折磨的女性在不停地摆弄自己的手指和头发，另有一位畸形儿童无助地躺在床上，还有一位肢体短缩的女性只能像牲畜一样“四脚”着地。与上述两部电影中的可怕画面相比，另外一部《奥林匹亚》则是对雅利安人的颂歌，这部电影描绘的是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德国运动员，他们通过健美操展示肌肉线条，简直就是完美遗传的化身。心怀厌恶的观众们面无表情地盯着这些“缺陷”，同时对那些超人般的运动员充满了嫉妒与渴望。纳粹政府就是通过如此的文化宣传，一步步麻木德国广大的民众，使其在蒙蔽中接受了种种灭绝计划。

就在国家机器大肆造势鼓吹并强迫人们被动接受优生绝育的同时，纳粹政府也在法律的掩护下不断逼近种族净化的底线。在1933年11月，希特勒纳粹政府有颁布了一项新的法律，这一法律允许纳粹政府对那些“危险罪犯---包括不同政见者、作家和记者”进行强制绝育，无需通过优生法院的认可。到了1935年10月，纳粹政府为了防止雅利安人和犹太人的遗传混合，颁布了《德意志血统及荣誉保护法》（即为著名的“纽伦堡法案”），在此法律中，明令禁止犹太人与德意志血统的公民通婚或者与雅利安后代发生性关系。同时，除了该法律之外，纳粹政府还颁布了另外一部法律，用来禁止犹太人在自己家里雇佣“德国女佣”，如此的法律条文，说明了希特勒纳粹政府的种族净化之心昭然若揭了。

虽然在1935年时，希特勒就曾想将遗传净化从绝育升级为安乐死，但并未执行。直到 1939年，纳粹政府颁行了《严重遗传性与先天性疾病科学登记制度》之后，就将绝育升级到了安乐死，在全国范围之内彻底清查遗传“缺陷”，并且进行大规模的安乐死计划，此计划也被称之为“T4行动”。为蒙蔽民众以及赋予“计划”以合法的身份，纳粹政府将具有遗传“缺陷”的受害者称为“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这反映出纳粹的优生学逻辑已经大大超出常规，变得极其恐怖：对遗传缺陷携带者实施绝育已不足以让未来的国家得到净化，必须把他们从现有的体制内彻底清除。起初之时，这场屠杀仅是针对3岁以下具有“缺陷”的儿童；随着计划的深入，目标人群逐渐拓展到青少年、少年，在同年的10月已经扩展至成年人。截至1941年，T4行动已经屠杀了将近25万的成人与儿童。此外，在1933年到1943年间，大约有40万人根据绝育法接受了强制绝育手术。

T4行动中的护士

最终，纳粹政府一步步升级的净化“遗传缺陷”的计划演变成一场人类史上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的序曲。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浩劫与之前的灭绝（针对失聪、失明、失语、跛足、残疾以及智障人员）行动不可同日而语。在大屠杀期间，有600万犹太人、20万吉卜赛人、几百万苏联和波兰公民还有不计其数的同性恋者、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以及持不同政见者在集中营与毒气室中惨遭杀害。此类令人发指的暴行与早期的灭绝计划本质上一脉相承，纳粹主义正是在野蛮优生学的“幼儿园”里学会了这些卑鄙伎俩。

结语

优生学之父，弗朗西斯·高尔顿，可能怎么都不会想到，他所创立这门科学居然称为了希特勒和他的纳粹政府屠杀数十上百万人的背后科学支持。优生学和遗传学原本是一门正确无误，且能为人类提供巨大支撑的科学，却反遭希特勒和纳粹政府的恶意使用，使之污名化。

让我们铭记德国著名神学家马丁·尼莫拉在他的忏悔书中写下一段话：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那时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