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戴潍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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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后，一波启蒙者在接下来的十年纷纷经历了身份上的转型：鲁迅逐步转向左翼，刘半农转向精专学理，胡适则渐渐确立半从政半治学的人生。此刻的周作人，同样面临着新的人生规划。他亟需一个具象的人生设定，而就在这时他找到了“少数派”霭理士。这位活着的大师，给他提供了人生和学术的绝佳范本。
周作人对霭理士既有宏观上的认识，又有微观上的阐发。他多次直抒对霭理士的钦佩：“蔼理斯（Havelock Ellis）是我所最佩服的一个思想家。”那些年里，周作人几乎收集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霭理士著作并认真研读。有关霭理士的文章，周作人一生写了66篇。在自述中他还写道：“因为无专门，所以不求学，但喜欢读杂书，目的只是想多知道一点事情而已。所读书中，于他最有影响的是英国蔼理思的著作。”霭理士最初被译介到中国，周作人功不可没。除他以外，民国初期报刊杂志上零星出现的霭理士相关文章，则很多与优生和节育问题相关。《妇女杂志》1922年第8卷第6期刊登了杨贤江译的《产儿制限与优生学》和乔峰译的《产儿制限论》；《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1922年第39期、第40期，连载衡石译的《生育节制论》。1924年，霭理士的著作《优生问题》第一次由王新命译为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霭理士被译为厄尔力斯）。通过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和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的阐发，霭理士发展出一套自己的优生理论。
周作人
“为人种的前途，为社会国家的存在，为世界文明的进化，我们应当产生极优良的子孙。欲产生极优良的子孙，所以不得不选择良好的人种。”这是一段霭理士呼吁优生学时的宣言。优生学，又叫善种学、产儿限制等。作为一门学科，它起源于英国，兴盛于德国、美国，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前半叶之间发展迅猛。优生学在英国最兴盛的时期系1904年至1939年间，这段时间正是欧洲人口结构发生巨变的阶段。彼时，人类对于细菌学的研究已有了突破性进展，人类的平均寿命得以延长，然而社会上开始出现一种普遍现象：越有文化的人，生育越少；而越是身处底层的人，生育越多。对子女的教育与培养就成了问题。总人口在增加，但国民素质在下降。一时间，英国上下弥漫着亡国灭种的威胁论。“种族构建（race building）”和“种族净化（race cleansing）”的思潮可谓应景。霭理士所面对的正是人口暴增的时代，他总结当时人口骤增的原因，一是近代人道主义的感念，二是与人道主义相伴而来的科学的组织和医学卫生。 他坚信人口过量就必须加以限制，以维护人类统一体的健康。“合于科学的，同时又合于人道的唯一方法，那就是生育节制了。”
由此，霭理士相信优生学是人类最为基础且最为必要的学科，生育节制是人类文明的手段。“优生学上有两个目的，在现代更比从前需要的，便是：（一）阻止劣种的生产；（二）鼓励优种的生产。而阻止劣种生产这件事，似应最先施行。”产儿限制的具体方法不是禁欲，而是避孕。高等生物的物种繁殖数量都比低等生物要少，且生存质量越高，越能控制生育数量。对生殖力的控制，是自然与物种的双重进步。当时法国等国人口增长率下降，霭理士认为这表明高阶层的人有了善种——优生学的素质。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过多的生育也会给女性带来巨大的生育痛苦及抚养负担。霭理士进而认为，过多的博爱会导致劣种大肆繁殖，优秀人种养着劣质人种，优秀的人和中等的人将沦为劣等的人。无限的生育会降低人类文明，阻碍社会进步。霭理士本着为全人类的发展负责任的态度，要将优生作为一场社会运动加以推广。生育节制不仅是个人的事，更关乎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存亡和文明的开化。霭理士认为仅有优生学和限制产儿的知识是不够的，必须把二者结合并付诸实践，他甚至天真地设想去记录统计公民及其祖上的品行、体质、智力等指标，并通过颁发证书来登记审查，由此取舍可供继承的人种。他对此解释道：“人类善种法不必是，也断乎不是有权势的科学家冷血所择的配合，不过将来大势会先从社会上有智识的人自动入手，然后造成一种风气渐次及于智识较浅薄的人类使他们模仿——如此然后我们的后代子孙——文化的明星——不由于天命偶然而生的，乃是祖先能力所及而模规的。”这些理论同样影响了德国知识界。此时的德国，还没有施行犹太人清洗与种族灭绝，优生学关注的重心还是政府控制生育率、预防遗传病。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晚期，优生学才与纳粹靠得越来越近，更准确地说，是纳粹与优生学越靠越近，直至德国的医学界与纳粹政权合流，成为纳粹的帮凶。霭理士逝世之年，正是二战爆发的那一年，此后优生学作为一门学科一路偏航、衰落，战后被逐出学术殿堂。霭理士身后的寂寥，与时代对优生学的否定也不无关系。
优生学传到中国，同样伴随着人种改良的思想。早在清末，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都对此影响深远。《天演论》中有“先去其不善而存其善”“去不材而育其材”的句子，不过赫胥黎并不支持人为的优生，认为人的优劣很难简单判断，且这种淘汰太过残酷。1920年，新马尔萨斯主义也传到了中国，在知识界引发过多次就生育限制、优生学问题展开的论战。事实上，优生学进入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语境，即中国近代以来的战败与衰落，引发了对中国人种的思考。在种族主义的语境下，输给西方是人种优于对方还是弱于对方？不论康有为还是梁启超，在讨论生育限制的话题时，都会论及种族优劣。在中国“优生”更多是为了“强种”或“善种”，优生学因而也被译作“善种学”。从“强种”到“优生”，继而兴办女学，限制生育，最终获得中国的强大，这是一整套完整的逻辑。而这些与优生学在欧洲国家的出发点有一定差距。
更为重要的是，在现代中国，生育节制问题始终是与妇女解放潮流联系在一起的。女权主义初兴之时，人们首先需要破除女性在智力、能力上不如男性的偏见，进而争取男女平等。女权主义的首要问题，是要解决女性并非生来不如男性，是社会环境的压制导致了女性的劣势地位。优生学的学说，无疑在这些问题的解决中有用武之地。现代社会女性要经济独立，与男子一样受教育并参加社会工作，不再做生育的工具，必先取得生育的自主权。二十年代初，由于美国女权斗士桑格夫人的访问，中国新文化媒介都在关注优生与节育的问题。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是“计划生育”的最初倡导者，她曾与霭理士有过一段惊人的友谊。她因为倡导节育和避孕而官司缠身，一度面临高达四十五年的监禁，不得不逃亡海外。霭理士是她在英国最重要的声援者，二人曾一度频繁约会。拥有不竭激情的桑格夫人是点燃蜡烛的一方，亦是吹灭蜡烛的那一个，霭理士在这段关系中完全陷于被动，他后来回味那段交往的光阴沐浴在“苍白的忧郁与春风洋溢的光环之中”。因为桑格夫人的缘故，他更多的关注起节育的话题，接受她的约稿，为其主编的倡导计划生育的杂志撰写相关文章。优生学虽然不是霭理士研究谱系中最重要的部分，也并非他本人兴趣主旨所在，却成就了他在中国的初期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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霭理士优生学思想在民国初期受欢迎的程度，体现在“一文多译”的现象。较之于他的其他研究，他的“优生学”理论似乎受到格外青睐，成为了他在主流传播之外的意外流量。尽管他的著作在民国多有译介，但往往限于周作人、潘光旦等有限的几位“私淑子弟”，而他优生学方面的文章则涌现出多位译者，在不同的年代翻译出多种中文版本，并在不同的杂志发表或连载。例如《产儿限制与优生学》一文在1922年由杨贤江翻译发表后，在十五年后的1937年，由应远涛译为《生育节制与优生学》重新发表。笔者初步统计霭理士优生学思想译介，有王新命翻译的《优生问题》，彭兆良翻译的《科学的生育》，另有在桑格夫人著，陈海澄译《节育主义》一书中，霭理士所作的序言；周建人编译的《进化和退化》一书中，有一篇霭理士所作的《生育节制》。自1920年起，《妇女地位之将来》《妇女地位的变迁》《产儿限制与优生学》《生育节制论》《产儿制限论》《生育节制能改良人种吗？》《善种学与恋爱》《生育节制与优生学》等译介文章陆续发表，大多刊登在《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影响力较大的出版物上。
霭理士
霭理士的优生学之所以能在中国被广泛传播，其原因在于他将妇女解放与优生优育问题紧密结合，真正从女性的角度出发看待婚恋与生育。他认为“生育节制，是使妇人得自由的事情，那是无容质疑的”。民国时，中国女性逐步树立起现代的爱情观，可以说霭理士为这种爱情观奠定了理性的基础。他认为爱情并非没有前提和限制，不能一味相信情感，要提倡理想相宜的相配，人选择配偶并非只有欲望，还有理性和良知。他相信，理想的情感与优生学是步调一致的，优生学促进了美好的恋爱。美满爱情和婚姻，要建立在美满家庭和优良的子女身上，也建立在双方认同优生学的基础上。“善种学所反对的乃是那些不良而残害神圣恋爱的各种影响：一则防止因一时欲望的冲动而讳以恋爱为名的不相宜的结合，一则结合那因金钱、地位及其他物质的隔阂永远不得配合的人类，在善种旗下的理想配偶上得以完聚，成为理想上恋爱的夫妇，成立灵感的家庭，养育人类优良之花的小孩”。
霭理士总结基督教的世界观中，只有两种生活方式：“其一即独身主义，其二即是以繁殖为目的之结婚。”在《妇女地位的变迁》一文中，他从妇女运动的历史，妇女运动的主因，谈论到共同教育，生育改良，废娼可能，婚姻进步，儿童公育，人口问题，妇女新教育等问题。这些问题无一不是真正表达出女性的呼声。对于传统婚姻观中女性全身心从属于家庭，服务于家庭，霭理士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这是社会的重大损失，是国家落后的表现。“往往男子娶妻，目的在乎雇得一位家仆，或是一个看护妇，而女子出嫁，只因为她管理自己，已经厌弃要想请丈夫来指导”。在《妇女的心：爱理斯妇女四论之一》一文中，霭理士谈到历史上的妇女只有制衣、调食、育儿三件事，但人类有天才之分，而天才不限于性别。如果天才的女性一生受困于家庭，则是对社会最大的人才浪费。在《优生问题》中，他倡导改良社会环境，限制婴儿生育的数量，优生优育。
限制生育有悖于中国多子多福的传统，因此无论民国知识分子如何呼吁，民众听者寥寥。知识分子们发现，人无外乎分男女，逼迫女子生育的是男人，劝男子没用，就劝女子；劝女子再没用，就劝学生，劝年轻人。民国以来的女性解放运动，是以针对女性、针对青年而开展的一场新生活运动。女性解放，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而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改变，进而引发中国内在的运转机制的变革。
在这一运动中，霭理士的私淑弟子周作人不是唯一的推手，但却是重要的一员。周作人早期翻译过许多优生学的文章，有戈斯德的《民种改革之教育》、黑田朋信的《游戏与教育》、新井道太郎《小儿争斗之研究》、长滨宗佶《小儿争斗之研究》、伐威尔《外缘之影响》等。而推广优生学的目的，周作人在《遗传与教育》一文中说得明白：“并世有善种学者，创于英国，本天演之理，择种留良，以行淘汰，欲使凡智各群，各造其极，实为教育之基本事业 教育之事，在应顺时势，养成完人，以为社会与其分子谋幸福。”
霭理士的另一位私淑弟子，《性心理学》的翻译者潘光旦先生，则是中国优生学最重要的推广者之一。优生学强调基因的遗传，应和了中国传统的子承父业、父传子家天下，名门望族，书香世家的传统。潘光旦在《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等书中认为嘉兴一带读书人多，是遗传的结果；中国戏曲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梨园行的人多是世家并互相通婚。优生学正应和了儒家传统文化中等级制和世袭制。鲁迅、陈西滢、章锡琛、章柏庵、社会学家孙本文、经济学者张履鸾等人则对优生学中的限制人口观念持批评态度。鲁迅在《运命》一文中写道：“现在的优生学，本可以说是科学的了，中国也正有人提倡着，冀以济运命说之穷，而历史又偏偏不争气，汉高祖的父亲并非皇帝，李白的儿子也不是诗人。”甚至他自己的遗嘱中，也不希望孩子借着自己的名头搞文艺，当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鲁迅早期接受进化论，部分认同达尔文，但不一定认同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其弟周建人认可优生学，但反对潘光旦的文化保守主义，他在《产儿制限与性道德》中写道：“产儿制限的方法，可以使夫妇间的性爱和父母性完全分为两事，可以不忧虑小孩的产生而经营其正常的性生活，使夫妇得恋爱的热烈，和感情的和谐，家庭生活也成为更安乐和好。”结婚不再仅仅是为了生育和传宗接代，活着不再只为了祖先和后嗣，不再只为历史和未来，也可以为当下。若连自我的幸福都没有，更遑论生前死后了。尽管非议之声不绝于耳，优生学还是获得了潘光旦、丁文江、周建人、聂其杰、胡宣明、华汝成、胡步蟾、费鸿年、陈兼善、马寅初、地质学家翁文灏、人口学家陈长蘅等一众学者的声援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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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到1937年是民国发展的“黄金十年”，这十年间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全社会对艺术、美、生活的要求也日日攀升。彼时朱光潜谈美学、丰子恺谈艺术的文章书籍风行一时，对霭理士文章的译介也开始偏重于美学、两性艺术、生活艺术等方面。1927年，《新文化》杂志连载彭兆良翻译的霭理士文章：《视觉与性美的关系》《触觉与性美的关系》《嗅觉与性美的关系》，并连载一鸣译《跳舞的艺术》；1931年，《妇女杂志》发表金仲华《霭理斯的“男与女”》；1937年，《书人》杂志发表顾良的《蔼理斯：写在“生之舞”译文前面》。以上都涉及霭理士《生命的舞蹈》《男与女》等代表作。1934年，潘光旦将霭理士《性与社会》一书中的两个章节《性的教育》《性的道德》分别翻译，并分别作为单行本由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出版，这为他日后翻译《性心理学》作了充足的准备。作为性心理学研究的巨擘，霭理士对中国的影响幽微且深远。就已知文献来看，其著作被翻译多而研究少。多数文章止步于书评和推介。学界虽对霭理士有所辜负，然民国以降，译介而来的霭理士著作几乎得到一致的推崇与肯定。与在英国初版时因有伤风化被禁不同，霭理士引入中国已届民国年间，科学逐渐风靡起来，有关性的知识几乎成为一种时尚。因而社会上并没有出现对霭理士“风化”上的讨伐。早年张竞生为推广自己的性学理论，把霭理士的文章大量摘编翻印成小册子，人们对张竞生多有批评，但围剿之火并未烧到霭理士身上。
民国年间本是中国生活方式更迭的时期，新式的西化生活逐步改变了中国人的心理构造和文化体质。霭理士的性心理学，是一门开启民智的科学，更是一门针对人生的艺术，它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他使得人们懂得人生要追求性的快乐与美，这原本就是人生应该拥有的。他著作中宣扬的文明的生活方式，促使周作人、潘光旦等一批学者引进并建立了中国的性心理学学科。年轻一代由此可以抱持理性态度，将性爱、爱情与婚姻作为一门严肃学科进行探讨。
至此，时代迎来了霭理士在东方真正的现身。
1938年以后，霭理士的名气与影响在中国进一步扩大。1939年霭理士病逝，享年80岁，众多报刊如《现实（上海1939）》《科学》《新科学》《西风》等都作了报道，但仅集中在科技类和综合类的杂志上，文化界并未像1936年高尔基逝世时有较大的纪念活动。自霭理士仙逝，有关其性心理学学术方面的文章书籍逐日显露。1938年，《健康生活》杂志连载《艾理斯全集：性的心理学研究：羞怯心的演变》，并提前刊登了《为刊载“艾理斯全集”告读者》《写在艾理斯全集的前页：编者的话》；1940年，《大观园·都会》连载紫婴译的霭理士《裸体的研究》；1946年，《新思潮》和《文艺与生活》杂志先后连载陈介白译的霭理士《论爱情》《论艺术》《论宗教》《论道德》；1949年，《香雪海》和《香海花》杂志先后连载冯明章译的霭理士《性心理学》。潘光旦、冯明章分别完成了霭理士《性心理学》的翻译，并多次再版，在读者中产生广泛的影响。然而，这一影响持续到1949年便戛然而止。
早在1890年，霭理士就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散文集《新精神》（The New Spirit）。这部由伦敦贝尔出版社出版的书中收录了评论易卜生、托尔斯泰、惠特曼、海涅、狄德罗等人的文章。同年，他在斯克里布纳维尔福德出版社出版了《犯罪研究》（The Criminal），在这本充满反叛和渎神精神的小册子中，他打通文理科边界的本领得到了初步施展。这一年，他还获得了医学博士，并开始主编一套《现代科学丛书》。这套丛书大获成功，前后横跨二十五年，出版了五十多卷，每一卷都由霭理士亲自编辑校对，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才结束。
从1897年至1928年间，霭理士开始了多卷本《性心理学研究录》（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的写作。原计划第一部为《性倒错》（Sexual Inversion），与约翰·阿丁顿·西蒙兹共同署名。这本书完成后低调出版，而西蒙兹的家人惧怕书籍被当作淫秽物品引来官司，擅自将书全部买来烧毁。霭理士只得将书中西蒙兹所写的部分全部删掉，另找出版商再出了一版。这一版一经发行立刻被伦敦当局下令查禁，霭理士为此打了一场官司状告当局，得到众多知识界人士的力挺，官司后来不了了之。霭理士在知识界一战成名，但他自感身心疲惫，白发骤起。此书后由汉斯库雷拉将其翻译成德文，由乔治H威甘斯维拉格在1896年于莱比锡出版。其英文修订版最终由沃特福德大学出版社出版，费城F.A.戴维斯出版社于1915年再版。紧接着，他以平均三年一本的速度，相继出版了这部巨著当中的另外五卷，他们分别是：
1899年 《害羞的进化，性期的现象，自体性欲》（The Evolution of Modesty, The Phenomena of Sexual Periodicity, Auto-Erotism）(《性心理学》第二册)莱比锡大学出版社；沃特福德出版社再版）
1903年 《性冲动分析，爱与痛，女人的性冲动》（The Analysisof the Sexual Impulse, Love and Pain, the SexualImpulse in Women）（《性心理学》第三册)费城：F.A.戴维斯出版社
1905年 《男子的性选择,触觉、嗅觉、听觉、视觉》（Sexual Selection in Man. I. TOUCH.II. Smell. III. Hearing. IV. Vision）（《性心理学》第四册）费城：F.A.戴维斯出版社
1906年 《色欲象征，消肿机制，孕期心理》（Erotic Symbolism，the Mechanism of Detumescence, thePsychic State in Pregnancy）（《性心理学》第五册）费城：F.A.戴维斯出版社
1910年 《性与社会》（Sex in Relation to Society）（《性心理学》第六册）费城：F.A.戴维斯出版社
霭理士奋斗半生的《性心理学研究录》，原定六卷，但在1928年，他又写了《异装癖及其他研究》（Eonism and Other Supplementary Studies），并将此添列为第七卷。他被公认为“性心理学”的创建者，如今各种性学著作可以登堂入室，成为被严肃对待的学科，乃霭理士开创的先河。罗宾逊（Panl Robinson）曾将他在性学研究中的地位，比作社会学中的马克思·韦伯和物理学中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然而，这七大卷令普通读者望书兴叹。笔者曾经在杜克大学图书馆借阅这厚厚的七大卷，从借阅记录中得见其中有几卷已几十年无人问津。这大概也在霭理士的预料之中。他晚年担忧这七大卷对于普通读者太过艰涩，继而在这七大卷的基础上，为非专业读者写了一本相对通俗易懂，却又不失体系的《性心理学》。这部浓缩了七大卷菁华，相对通俗简单的《性心理学》（Psychology of Sex），被学者潘光旦、冯明章等译翻译成中文。民国后期有关霭理士的文章多与两性关系相关，中国学界对霭理士的关注点逐步从优生学转向更为精深的性心理学。
《性心理学》的冯明章译本（以下简称冯译）出版于1945年，潘光旦译本（以下简称潘译）出版于1946年。冯译本书名译为《性心理》，在封面上写有“研究人生最重要一面的世界名著”，书中比潘译本多了霭理士的再版序言。两种译本章节目录基本一致，冯译本行文简洁，句子相对中国化，注释很少；而潘译本则严格按照原本，行文相对欧化，并有海量注释。
潘光旦
冯明章活跃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译有大量国际时政类文章，多发表于上海《文摘》半月刊上。除霭理士的《性心理》外，他还译有美国米开塞尔著的《心理作用谈丛》，于1946年3月由文摘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五节，讲恐惧心理、肉体与心理、消化与心理、怎样休息、神经过敏等。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冯译本共有五次节选连载于杂志上。
1、1948年：《恋爱的艺术与性生活的协调》，《书报精华》第46期
2、1949年：《性心理学讲座：性拜物狂(上)》，《香雪海：综合性周报》第1卷第9期
3、1949年：《性心理学讲座：性拜物狂(中)》，《香雪海：综合性周报》第1卷第10期
4、1949年：《《摘文：兽淫（摘录于冯明章译之性心理）》，《香海花》第2期
5、1949年：《《文摘：性的冲动狂：摘录于冯明章译之性心理（待续）》，《香海花》第3期
1947年，香港的《青年知识》杂志第二十二期发表了署名为怀瑾的文章《霭理士著“性心理学”》，对此书进行了概括性介绍，而文章前同时注明了冯、潘的两种译本：“潘光旦译，华侨书店总经售，冯明章译，文摘社第三版”。《书报精华》杂志1948年第46期中的《恋爱的艺术与性生活的协调》一文选自《性心理学》一书的冯译本，在文前按语中也写道：“霭理斯《性心理》 中文版本有两种，一为潘光旦译（商务版）；一为冯明章译（文摘社版）。”两种译本当时都进入了读者的视野，但都把潘译本放在前面，足可见相较之下潘译本影响更大。
潘光旦于1939年至1941年间翻译《性心理学》，出版过好几个版本。他为全书增加了十万字的注释和附录，开启了对霭理士《性心理学》的整体传播。在《性心理学》的“译序”中他写道：“以前学问的授受，有所谓私淑的一种，这大概是一种私淑的心理吧。至于译者所许的愿，当然也是一般私淑的门弟子所共有的，就是想把私淑所得，纵不能加以发扬光大，也应该做一些传译的工作。” 他写作《译注霭理士性心理学稿梓成自题》一诗抒怀，其中第一首曰：
二南风教久销沉,
瞎马盲人骑到今。
欲挽狂澜应有术,
先向性理觅高深。
在知音传统下，一个人只需要打动极个别高级的心灵，拥有个把真正的知己，就可以征服一片大陆，荫泽一方水土。作为船长的儿子，霭理士一生都在“永不疲倦地追寻水域海平面以下的世界”。若论霭理士改变了谁的人生，恐怕还是周作人、潘光旦等大师，以及施蛰存、周劭、胡风等名家。理解霭理士需要渊博知识和西学底子，甚至需要具备一定的自然科学的基础。毕竟，“唯真才识得真才，唯真色不妒真色”，霭理士的东方知音潘光旦、周作人等人，携手民国女性解放运动的一众理论先驱，在中国开启了性的科学主义与性的人文主义。永远会有读者因霭理士而思路大开，拥抱新的文明和文化。他靓丽的思想，如永动机般更新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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