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很强调孝道，《论语》中记载：“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有余力则以学文。”孝是所有关系的基础，是人之根本。先秦时期所谈的孝道，更多的是站在人之常情视角下的自然情感，不是单方面的要求，当代一味强调要对父母充满感恩之情，报答养育之恩成了衡量孝道的标杆，这是不正确的。

《孝经》开篇就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身体来自于父母，要养护好身体，“孝之始”并没有报恩的思想，善待自己才是“孝之始”，可以看作最好的孝。到了汉朝，由于“三纲五常”的出现，有了“移孝作忠”的讲法，忠孝由对等关系开始转向绝对的服从关系。有了“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也就有了“父叫子死，子不可不死”，孝道思想慢慢就扭曲变形了，与先秦儒家的孝道观大相径庭。

孔子曾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作为子女，如果看到父母有过错，是可以劝告的，如果不听，该尊敬还是尊敬，等到合适的时机，再去劝告。为人父母者不是不会犯错，有了错，做子女的也可以提出来加以劝告，不是说父母就能够说一不二了，不论对不对子女都不能提反对意见，这是不对的。

《荀子》中记载的一件事，更能看出孔子的孝道观：

有一次鲁国国君问了孔子一个问题：“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就是说，儿子听从父亲的命令，是不是就是孝了？臣子服从国君的命令，是不是就可以称得上忠了？孔子当时并没有回答，而是在回来后跟子贡讲了，他说：“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忠。”孔子的观点很明确，一味地听从和服从，不代表孝和忠，还要看看具体是什么事，通过分析判断是非之后再来决定是不是要服从。如果不合符道义的事而遵从了，那就是盲从，就是“愚忠愚孝”。

在《孝经》里孔子说的更明白：“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出现了不合乎道义的事，作为儿子不敢与父亲争，作为臣子不敢与国君争。不但不争，还去服从，这怎么可以称得上是孝呢？从孔子的这段表述能够证明，儒家认为道义才是孝道的第一原则，荀子直接总结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这才是儒家的孝道观。

从汉朝开始，出于为皇权服务的考量，儒家的很多思想开始慢慢变味，忠孝思想从一般意义上的相互负责关系，逐渐转向了绝对服从的上下关系，这必然导致“愚忠愚孝”的发生。《二十四孝》很多极端的典故，例如“郭巨埋子”等，都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不但不适合当下的社会，即便在古代也是有很多异议的。

当下提倡孝道，应该回归孝的本源，父母子女之间的情感是自然而然的，不应该赋予太多强加的东西，比如报恩、顺从等单方面的要求，就具有道德绑架的色彩，不但让人反感，也非常不利于形成良好的父母子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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