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文发放消费券是当下的热门话题，但就目前的发放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形成共识。

消费券与减税

消费券的本质是减税。即政府用自己的收入背书，向市民发放现金，只不过，为了保证这种现金不被存储下来，而是用于消费，所以做出了一些限制。

消费券比减税更好。

减免税费是普遍性的，无论企业经营状况，是否有市场竞争力，都会得到减免，这会降低市场效率。而消费券是有竞争的补贴，商家会竞争这个补贴，通过市场竞争，资金流向那些有更强竞争力的，更高效的经济单元，可最大化提高资金的效率。所以，消费券比直接减免税费，更具效率。

减税、减免社保对一家餐馆而言，或可使企业扭亏为盈，或增加老板利润，保障了市场中企业的存续。但终究，企业是靠收入、靠现金流活着。在特殊时期，获得现金流就成为是否活下去的关键。消费券能够给企业带来直接的现金流。这是因为很多行业的消费与供应，都是有弹性的。比如，餐馆的中餐、晚餐的高峰，如果能各自前后延长半小时，一天就能多出两个小时的实际营业时间。而对消费者来说，下馆子，大家聚一聚，其弹性也非常的强。

而且，消费券不但增加了这家餐馆的现金流，随着客源增大，员工的奖金也会增加，餐馆购买的食材、各种消耗品都会增加，消费券的引致效应就会向上游扩展。有专家估计，如果发放3600亿元消费券计，会产生10-15倍的杠杆，增加3.6-5.4万亿消费，会对社零总额的同比增速产生抬升作用，有可能把全年社零总额名义同比增速从2.3%提升到8%以上。

消费券与电子支付

在电子支付时代，新技术为消费券提供了新可能，新边际，新效率。

目前，南京、合肥、广西等多地与支付宝合作发放消费券。借助电子平台已有的庞大用户，消费券的发放成本降低了，不仅能覆盖最广人群，还能实现精准发放，解决了传统纸质票据可能产生的“被倒卖”问题。

首先，可以借助平台丰富的线上线下消费生态，把消费刺激沿着产业链传导出去——消费者在电子支付上消费，老板在电子支付进货。

更重要的是，借助成熟的电子支付系统，可实名认证、风控等技术，消费券可实现“一城一策、按需定制”、“灵活可调整”、“公平可追溯”，从而极大化地避免消费券变为储蓄，扩展其“乘数效应”。

电子消费券在使用过程可全程监控。可从流通次数、订单数量、使用比例、纳税、进货、地域、时间等方面，全面进行关联、监测与限制；某一家企业收或使用消费券过多，出现异动，也能在大数据上反映出来。这就避免了消费券所存在的收购、转为储蓄、传导链条过长等问题。

而且，在电子化的消费券的全程使用过程中，电子消费券在生态内循环，全程可监控，还能产生额外的财富——数据。这对于政府精准的收集特殊时期的经济数据，相应精准施策，都是非常重要的。

回顾人类的经济政策史，一直以来，经济政策偏重于投资，这是因为政府在消费上缺乏政策手段，缺乏直接的政策工具，相比之下，减税与政府开支，都更加容易实现。所以，我们看到的经济政策大多都是偏重投资的。但电子支付这样的技术条件，是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技术带来的新可能，甚至可能会颠覆之前的经济政策手段。这是一次极好的实验机会。

消费券与情绪

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炉边谈话”节目，通过收音机向全美广播，鼓舞了美国人民，坚定了人民的信心，缓和了危机。现在，中国经济本身没有问题，不能与之比较，但从疫情中走出来的人民，需要一些刺激与激励，消费券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消费券，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满足公众心理，刺激情感，从而改变消费边际系数，提升消费。

既然是刺激情绪，首先，就要考虑情绪所处的大环境。客观地说，公众对于疫情的反应，仍然是过度的。这种过度的反应，有利于控制疫情，但对恢复经济却是负面因素。发放消费券，公众害怕疫情，情绪就跟不上，消费券难免就会事倍功半。所以，教育公众客观、理性、科学地面对疫情新闻，是最大的提振消费的办法，也是消费券事半功倍的必要条件。现在一些地方的领导带头消费，就是起到这个安抚公众情绪的作用。

形成群体情绪的另一个因素是规模与时间。大规模，同一时间，才能形成情绪上的共振。想象一下，全国在同一天发消费券，社交媒体上会是怎样的场景。所以，消费券的顶层设计非常重要，只有顶层设计，才能以一定规模，协同全国各地，起到1+1大与2的作用，形成群体情绪，刺激消费。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消费券，必须是具有高流动性的，能很大程度上替代现金的，以财政为背书的消费券，而不是各类企业的优惠券。商家配发的消费券，实质上是商家自己发的优惠券，意义不大。这种消费券，限制非常大，消费者的选择很少。很大程度上，变为了一种价格游戏，先涨价，再给消费者发券。更糟糕的是，这种商家优惠券，消费者见得太多，没有太大感觉，反而降低了消费券的刺激性，减低了消费券对情绪的刺激。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