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4月19日，河南安阳张女士大闹上海车展，站上一辆特斯拉的车顶控诉其刹车失灵。据报道，2月份，张女士的父亲驾驶一辆特斯拉Model3汽车发生追尾事故。对于张女士的“刹车失灵”说法，特斯拉却提出是因为超速而导致事故。事件持续发酵，对于事故原因，以及牵扯出的行车数据归属问题，双方仍协调未果。
4月29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贸学院营销学系教授、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及北美研究中心主任刘宝成接受了中美聚焦专访。刘老师就特斯拉维权事件、跨国公司与国际关系等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刘宝成认为，公众对特斯拉维权事件的关心，说明了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发展向往及发展焦虑，但也在发声中不可避免地渗透了民族主义情绪。
曾在多家跨国公司工作过的刘宝成提出，无论在什么国际环境下，跨国公司都应做到“上通、中正、下达”三个原则，避免成为民族矛盾的牺牲品。
（以下为访谈原文）
中美聚焦：特斯拉从态度强硬到作出道歉声明，有网友认为其态度转变是由于股价大跌，以及美国4月17日出现驾驶特斯拉致死事故，请问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呢？
打消无谓争吵，以法律求得正义
刘宝成：首先，任何负责任的判断都必须以可靠的事实为依据，而且要讲求逻辑，事实之间的前后顺序和因果关系不容基于主观想象进行随意安排，更不容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段将不相关的事实掺杂进来。其次，要考察当事者的动机是否纯良。对于陷入争议漩涡的双方来说，任何一方都不应为了维护或争取一己的不当得利而刻意回避、掩盖或扭曲哪怕是部分的事实，更不应无端地消费公众的正当关切。
随着舆论的发酵，该事件的性质已经超越了当事双方民事纠纷的范畴，公众有权要求了解全部的真相，最终得到一个公正的答案。到目前为止，争议仍然在事实、逻辑和标准这三个基本问题上盘旋空转，和解虽然对当事者是一个低成本的选项，但必须以澄清事实和孰是孰非为前提。既然双方各执一理，互不相让，如果以妥协来求和谐，既不能公正地归位任何一方的清白与责任，也不能交付公众大声疾呼的真相，更无助于推进社会正义的进步。所以，破解僵局的唯一选项就是诉诸法律程序，依靠权威的司法机关做出理性而公正的判决。
现在国人乃至于全球对这件事情众说纷纭，背后反映了多个方面的关切。第一，新能源汽车代表了节能环保的发展方向，必然会更加广泛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但它迄今仍然属于科技创新的初步成果，其安全性、实用性、便利性以及服务的友好性，究竟以何种标准进行衡量和评判，都是大家迫切关心的实际内容。第二，特斯拉被赋予了这个领域的皇冠，它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责任感来承托皇冠之重？包括制动系统在内的关键技术指标，特斯拉是唯一的领先企业吗？第三，消费者不断增强的权利意识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消费者积极维权，有助于推动企业对产品和服务的改进。我坚信，没有消费者的公民权利，就不可能逼迫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第四，中国的舆论如此哗然，恰恰说明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发展向往以及发展焦虑。与特斯拉相比，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多项指标仍有相当差距，国人殷切期望中国企业能够快速迎头赶上，早日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如此也能给国人提供更多样的购买选择。
就中美关系来说，国内外对于该事件的发声不可避免地渗透了民族主义情绪。维权事件各方如果没有坚持澄清事实和对错的正义感，便会不断地纵容情绪化的反应。这件事应以法律手段解决，使权威公正的第三方做出判断。保护各方的权益，打消无休止的争吵。这对于中国完善营商环境，将是一个进步。
中美聚焦：就目前的舆论趋势来说，您觉得国内对于特斯拉这样的美跨国企业是什么态度？
扩大开放，避免民族主义情绪
刘宝成：扩大对外开放是中国坚定不移的一项国策，特斯拉是中国放开外资股比后首个也是唯一一个外商独资项目。在中国向高端制造迈进，并同时严格控制碳排放的大背景之下，大力发展和改进新能源汽车已经是大势所趋的不二选择。中国邀请特斯拉进入国内市场，有其明确的战略意图，寄希望其带动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升级，推动整体行业快速健康发展。
结合中美关系目前的局势，部分公众难免将特斯拉作为情绪宣泄的一个出口。在当年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刻，国人对于日本企业和韩国企业也分别表达了类似的情绪。但民众和媒体对于国外企业的强烈反应也恰恰说明国人对国产的重视。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国内也诞生了蔚来、理想、小鹏这样的造车新势力。在这样一个充满竞争的市场中，我们对国产的保护意识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主体意识觉醒的表现。但是，爱国主义不等于民族主义，更不等于民粹主义；极端的民族和民粹主义在性质上属于对爱国主义的反动。在有关营商环境的调查中，不少外资企业反映，不断上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他们在中国谋取发展的主要担忧之一。在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对于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创造就业与税收、开拓国际市场、丰富国人消费组合、以及塑造中国强大的产业集群等多个方面，跨国企业发挥了独特的积极作用。在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的指导下谋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跨国企业的作用仍然不容小觑。外资进入中国，注册为中国的法人，接受中国的法律管辖，为中国政府纳税，为中国市场服务，他们一方面不应得到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也应给与其一视同仁的国民待遇。如此的国民待遇不仅体现在法律和公共政策层面，也应贯彻在国人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态度当中。
国内公众应努力摘掉各种有色眼镜，避免对任何一方进行恶意诋毁或刻薄讥讽，将此次特斯拉维权事件置于更宽广的视角之下，以建设性的姿态发出公正无偏的呼声。这将直接或间接地关乎我们长远的个人利益以及整个社会的法制化建设。
中美聚焦：针对此前特斯拉一直拒绝提供行车数据，而消费者却拥有数据知情权。在数字经济时代，您认为，当商业契约内容与消费者权益发生冲突时，应该怎么协调呢？
车企具有不对称优势
刘宝成：行车数据显然掌控在车企手中，当然汽车内载有行车数据的黑盒子则掌握在每位车主手中，而实际的调用和解读则属于车企的不对称优势。据我所知，特斯拉有能力采集、记录和保存较为全面且时效更长的行车数据。这也是特斯拉的另一领先之处，因为除了清洁化之外，智能化同样是未来汽车行业的竞争焦点。对于行车数据，除了谁有能力掌控和解读之外，关键在于如何使用。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此案中车企与车主存在两重关系，一是买卖双方的契约关系，二是厂商与消费者的产品责任关系。从契约的角度，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司法机关完全尊重买卖双方关于售后服务的约定——可以拒绝提供，可以免费提供，可以付费提供，并且框定提供法范围，而且主张权利的一方负有举证之责。从产品责任的角度，消费者不仅拥有知情权，而且享受举证倒置的权利，即有权要求厂商提供证据来自证清白。
本案又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消费者的隐私权。正常情况下，知情权仅限于当事的权利人。然而，特斯拉维权一案已经上升为公共事件，公众是否对行车数据取得了知情权，这有待司法机关予以裁定。如果裁定公众拥有知情权，那么车企公布当事个体的行车数据就是满足公众的权利，后者就失去了主张车企侵犯其隐私权的权利。在本案中，公众对知情的要求又是车主先手发动的，所以车企公布其行车数据很可能不构成对车主隐私权的侵犯。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定义隐私？如果公布的信息涉及车主大量的个人信息，则侵犯隐私的主张更有可能得到支持；相反，如果公布的信息仅限于车辆本身的行驶数据，则侵犯隐私的主张难以成立。
既然车企对于行车数据具有不对称优势，车企是否会篡改数据呢？车主完全有权怀疑，车企当然也有权辩解。没有一个双方认可的或者法庭指定的权威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鉴定，这样的争执是永无休止的，也是毫无意义的。由于特斯拉汽车走在了创新的前沿，现行的鉴定标准能否给出一个科学合理的判定——既接纳伴随创新一时无法克服的技术风险，又充分保护消费者权益。对此，我只能保持谨慎乐观。
中美聚焦：我们了解到您也曾在跨国公司工作，在两国关系较为紧张的大环境下，您觉得跨国企业应该如何对待创新，怎么处理与不同国家的关系，寻求跨国界的治理呢？
避免“双标”，做到上通、中正、下达
刘宝成：无论国际环境如何风云变幻，遵纪守法，公平竞争，对产品和服务追求精益求精，持续提升顾客价值，这些是任何企业必须坚守的永恒法则。创新如今变成了所有企业的口头禅，但我要强调的是负责任的创新，因此反对毫无科技含量的营销模式创新，也反对把顾客当作小白鼠，为了尽早收获研发成本而匆忙把夹生饭端到顾客的餐桌上。这两种模式都是急功近利的表现，结果将试错的代价强加到消费者头上。当然，任何产品都不可能做到白璧无瑕，特别是对于新产品而言，企业不仅要提供必要的说明和警示，而且要承担消费教育的义务。对于发现的产品缺陷，应敢于承担责任，主动地召回改进，并及时、充分、有效地为无辜的受害者提供补偿。
在严峻的市场竞争中，对待竞争对手的态度体现了一个企业的心胸和格局。与许多通过无限扩大专利雷区攫取垄断利润的跨国企业相比，特斯拉开源了多项专利，这是非常令人钦佩的善举，同时也表明了该企业持续引领创新前沿的决心和信心。
充分竞争是最有效的市场机制，但良性的竞争必须遵循透明和公平的原则。假如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诋毁竞争对手，在姓资姓社以及姓中姓外问题上大做文章，通过煽动民族情绪来实现保护落后的目的，最终牺牲的还是民族利益和消费者权益。相应地，在任何一个国家开展市场运营，跨国企业都应该保持连贯一致的商业标准，避免对竞争对手、合作伙伴和消费者采取“双标”的差别待遇。这就是我所提倡的在运营层面上的“中正”原则。
如今的跨国公司已经突破了国籍的概念，单一母国与东道国的概念已经过时，所以应将其归入全球企业公民之列。他们不仅要坚持竞争中立，而且要恪守政治中立的原则，既不应成为国际政治的御用工具，也不应成为民族矛盾的牺牲品。但在现实当中，无论他们情愿与否，他们无可避免地被裹挟在双边的政治关系和民族矛盾当中。鉴于中国和欧美政治经济体制以及文化伦理方面的差异，跨国企业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应积极主动地进行上通下达。“上通”意味着跨国企业不仅要坚守遵纪守法的底线，而且要认真领会不同国家的政策导向，与各级监管部门保持有效的沟通。比如特斯拉既然选择进军中国市场，就应充分适应中国的监管规制，在提供数据方面主动、及时地响应主管部门的要求。而“下达”指的是跨国企业要对公众保持足够的透明度，不仅要满足消费者自身的知情权，而且也要兼顾公众对于产品质量以及事实经过的知情权。
在任何一个国家开展运营活动，如何赢得多元相关主体的信任，是每个企业持续温故知新的必修课。将自身的发展战略纳入到政策导向的轨道上来，是赢得各级政府信任的前提；以兼相利的理念而非丛林法则来维护健康的商业生态，是赢得上下游伙伴乃至竞争对手信任的关键；以顾客价值为中心，充分响应他们的诉求，持续改进产品和服务，是赢得消费者信任的不二法门；以公开透明、正直连贯的姿态及时充分地保持与大众诚恳沟通，是树立品牌形象、赢得公众信任的唯一方式。当然，信任是相互促进的。摒弃“双标”和有色眼镜，关心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成长，为其正当诉求排忧解难，增强对创新的包容性，鼓励其为中国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也是中国政府、商业伙伴以及广大公众等各个相关方应尽的责任。
中美聚焦：伴随中美贸易争端的持续发酵，您觉得像特斯拉这样的跨国企业应该怎么减小对自身的连带影响呢？
刘宝成：跨国企业有自身的价值观和发展战略，通过为全球提供产品和服务来创造利润，是他们的唯一宗旨，这是任何政客都无法阻挡的。
事实证明，自从特朗普政府发动中美贸易战并采用多种制裁手段以来，跨国企业对华投资仍不断再创新高，他们对与中国企业开展合作以及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并没有因之大幅衰减。在维持和深化经贸合作方面，跨国企业的确发挥了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在国家间的政治较量之下，跨国企业理应保持品牌和要素优势，开展公平竞争，并维护一个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其次，企业应遵守国家法律，履行社会责任，这既是跨国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对消费者的保护以及对公众期待的回应。
中美聚焦网｜中美交流基金会
微信ID：chinausfoc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