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一群充满荷尔蒙情绪的年轻人改变了世界，从此再也没人可以无视他们。同样不能被忽视的还有枭雄般的历史人物，就像伏尔泰专门为之立传的彼得大帝。然而，当一代代人逝去之后，历史将给留下怎样的墓志铭呢

生活从来没有比这
比一九六三年更好
始于查泰莱禁令的结束
直至披头士乐队的首张密纹唱片

说起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定格的指针通常都会指向1968。那是一个反叛、燥热又骚乱、动荡的年份：越南战场陷入了春季攻势，美国的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苏联将坦克开进布拉格，墨西哥政府在奥运前夕大开杀戒，巴黎学生占领了法兰西的街道

然而，激情并非突然爆发在1968，早在那些时刻点之前，世界就开始酝酿着一股充满荷尔蒙味道的情绪，变革已经发生，时代正在改变。如果一定要指针指向一个明确的开始，那么就让它逆时针倒转五年，回到——1963。

那一年，来自利物浦的几个年轻人在英国国家电视台演唱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请取悦我》；当天晚上，英国广播公司又来了一个头发蓬乱的美国小子，弹着吉他吟唱了一曲《在风中飘荡》。那一天的观众不会想到，他们的声音会在之后让全世界数百万只耳朵倾倒，他们自己那时也还不知道彼此，不知道自己将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

鲍勃·迪伦

那一年，推行冷战政策的主要国家寻求休战，太空竞赛进入了拉锯战；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高呼“我有一个梦想”，贝蒂·弗里丹出版了书籍《女性的奥秘》，避孕药可以凭处方轻而易举地买到，民权活动家和女权主义者成为了政治舞台上的精神领袖，性爱冲出床帏和窗帘的遮蔽，开放而又尽兴；克里姆林宫将第一名女宇航员送上太空；汽车、电视和冰箱越来越普及，黑胶唱片取代了钢琴和收音机成为家庭娱乐的主要来源；漫威漫画公司创作出《X战警》，高成本的史诗巨作《埃及艳后》上映，令人讨厌的《海斯法典》在准备为艺术而战的电影制片人压力下开始瓦解；可口可乐推出第一款低卡饮料Tab，一家名叫李维斯的服装公司推出了经过预缩处理的牛仔裤

在一切的悄然变化之中，已成长为青年的战后婴儿潮一代，无法再忍受沉闷无聊的常规。摆脱了兵役义务的他们，将无处宣泄的荷尔蒙化为音乐、时尚、艺术，用吉他、相机、钢笔、画刷、剪刀甚至恶名挑战、蔑视、超越着阶级、政治和宗教，冲破了旧世界的街垒，进而创造出一个第一次由年轻人主导设计的新世界。

他们，就是那几个来自利物浦的自称为The Beatles的男孩，就是那个艺名叫鲍勃·迪伦的美国小子，就是设计出迷你裙的玛丽·匡特和波波头的维达尔·沙宣，就是把工作室搬到消防站的安迪·沃霍尔，就是打破了新闻业限制、将文学技巧引入纪实书写的盖伊·特立斯，就是第一次在主流电影中裸露乳房的琳达·盖泽

《1963：变革之年》，[英]罗宾·摩根、[英]阿里尔·列夫著，孙雪译，新民说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版

在那一年之前，青年人大多默默无闻；那一年之后，没有人可以无视他们，世界迎合他们、推销他们、倾听他们的声音。

那一年的年轻人，如今都已老去或者离开，在这本《1963：变革之年》中，他们召唤回往昔的记忆，用各自的碎片拼凑出了一幅详实、细致的旧日图景。那是如此彻底改变世界的一年，是如此深刻影响今天的一年，也是如此短暂即逝的一年——“变革、自我放纵和热情，为新的现实——成功、名望和恶名——所取代。 事情的发展让他们饱含期望，而荷尔蒙只能帮他们走到这里。”

不过略有不足的是，过于散碎的口述片段也让这幅图景显得有些繁杂和凌乱。而且，罗宾·摩根与阿里尔·列夫作为编著者，似乎在有效的梳理和归拢上有所失职，若欲将之视为一部六十年代青年文化史阅读的话，在那些四面八方的来路与蔚然成风的同归之处间，显然缺乏清晰而洞明的理路。【徐鹏远撰】

“乞一言以托不朽”：墓志铭是如何发展成名利事业的？

墓志铭是中国传统社会独特的传记体文学体裁，记录着人品操行、家庭生活、地方世态与文化风俗等。古代文人为逝者传主编纂的日常生活与思想行为，也成为了家族史、人口史和社会史等方面历史研究的重要素材。但是，由于墓志铭致力于塑造亲者效仿、尊者赞颂、后世流传的道德典范，往往存在着夸大过誉之嫌，进而模糊了传主的真实面目。然而，由于墓志铭的执笔人往往是饱读儒家经典的贤达人士，这就使得墓志铭不仅是追念故人和稳固家族的文化传统，也是提升墓主家族社会地位的文化工具，还是强化儒家文化意识形态的价值载体。

由于传主不同阶层的不同身份，在不同时代里的人生故事，尤其是小人物的故事，填补了正史以外的历史面貌，能够让我们窥探到不同行业的社会网络等。譬如二十五史中，记载的都是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且主要偏向于职务及其事迹方面的内容，对于性格刻画与生活细节等方面往往付诸阙如；但是，尽管墓志铭的书写会呈现歌功颂德等方面的弊端，但作为传记体与回忆录相结合的独特问题，它也经常会记录生活琐事、性格癖好乃至社会交往等多维度的私人性内容，这对正史编纂与人物研究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丰富作用。尤其是中国历史往往对于女性采取忽视的态度，并且当时的社会伦理也让女性缺乏公共生活，而这些鲜活的生命反而在墓志铭上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记载和追思。女性志主的墓志铭，也能够呈现不同朝代的女性婚恋观念、社会性别观念和社会等级观念，乃至生死哲学观念。甚至，还有一些墓志铭本身就出自女性之手。

《追怀生命：中国历史上的墓志铭》，伊佩霞、姚平、张聪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月版

在谈论中国古代历史时，我们往往会陷入汉文化中心论，这源于留下来的历史资料很多都是儒家知识分子的正统书写，尤其是在异族统治时期的书写往往会刻意强化或忽视某些文化意识形态，进而导致我们对历史真实面目的观感陷入了单一化的视角。而少数民族的墓志铭出土，能够帮助我们从正史以来的角度去思考与文化和民族有关的身份认同问题。特别是对金辽等朝代的书写往往源自宋人的视角，导致留下的传世文献受到了既定意识形态的左右，强化了“中国性”理念或大汉中心的视角，但少数民族墓志铭能够让我们了解辽代的内政与外交等方面的关系，也能帮助我们窥见不断变动中的地缘政治与历史人物的抉择问题。尤其是改朝换代前后，汉人身份的儒家知识分子们在动荡格局下的政治立场转变动机，或者当时的社会精英如何在两难的抉择中既自我保全又护佑家族等隐秘心声，包括他们对种族认同的复杂心态。比如“五胡乱华”、“安史之乱”、“金辽之际”或“明清鼎革”等特殊时期的墓志铭，其所记载的生活琐事与婚恋网络等细节能够丰富我们对古代社会世系与社会关系乃至政治地位等方面的研究，甚至能够捕捉到他们借助策略性婚姻来达到政治上位的信息，尤其是对于族群、阶级与性别等方面有着探幽访微的重要作用。

此外，墓志铭撰写者对志主的关注点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在唐代，由于世族门阀在中古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唐代墓志铭往往更关注志主的显赫家世。而在唐宋变革之后，社会精英的身份由贵族门阀演变成为“读而优则仕”的士大夫，墓志书写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宋代文人的文集中，墓志铭的书写就与唐代的书写大相径庭了，往往更加强调志主的教育、性格和职业成就，突出的是志主自身的重要性。有意思的是，在宋代，墓志撰写和墓志碑刻已成产业化，精致的词组和古典的修辞随时备用，易于复制。这就导致后来出土的墓志铭，经常出现重复的句子，抄袭或洗稿的现象也经常出现在墓志碑刻的文化产业之中。

《追怀生命：中国历史上的墓志铭》书影

到了南宋，通过儒家教育来参加科举考试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在当时的社会，为了确保家族内人出人头地，兄弟子侄会集力供一人走科举之路，其余人等则会走经商的治生之道。不管是经商还是科举，迫于社会压力的不断增加，宗族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丧葬礼仪也变成了强化宗族纽带的重要手段。在儒与商的地位不断融合之际，通过复杂而严格的礼仪遵从，能够让真正的儒家学者及其家族与社会其他族群区分开来，更能维护儒家知识分子的体面。而到了明末之际，儒家正统所确立的士农工商四民等级，也随着商业的发展而使得士商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多，界限也越来越模糊：潜在的竞争逐渐变成了“士商合流”。士大夫们开始为商人提笔作传，商人们也希望能够高金求得儒家学人们为自己立传，希望自己也能像读书致仕的儒家知识分子一样青史留名或光耀门楣，从而留下了很多商人的墓志铭。在这些墓志铭中，儒家知识分子在描述行商坐贾时，多少会在歌颂商贾与崇尚儒家之间表现得有点扭捏作态。但是，商人的崛起并未对既有秩序形成真正的挑战，社会伦理与道德观念依然紧靠儒家意识形态，在商人的墓志铭中，往往会表达志主在万般无奈之际选择弃儒从商，新贵暴富之后仍要回归故里进行宗族建设和襄助儒学。

除去追怀先祖的悼念意义之外，墓志铭的撰写碑刻也是名利双收的重要产业。比如，在唐代，墓志铭已经是一种显要而富有声望的文学创作体裁，墓志铭的文本也与其他题材的文本书写一样，越来越成为流行的书写体裁；在丧葬碑刻之外，还会以抄本的形式在社会网络中传阅开来，当然也会被收录到文集中出版。对于逝者家族而言，墓志铭的流传，不仅能够维系家族声望，还能让活着的人享受社会声誉。

《追怀生命：中国历史上的墓志铭》书影

从唐代下半期开始，墓志铭竟然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崭新的行孝方式；到十一世纪，为父母先祖求得一篇由名家执笔的墓志，这已是宋代士大夫的重要追求。很多人在此过程中的某些突出表现而备受赞誉。更有人子公开渲染丧亲之痛以求感动墓志作者，另一些人为了等一墓志铭，长期搁置父母丧事，最终反为墓志作家树立为孝子的典型。即使是最有成就的北宋作家，往往也倾向于请求当时杰出的政治家或文学家为其父母亲作墓志。毕竟，由亲朋或名家来歌颂逝者的道德功业比人子自身执笔更为恰当；何况，墓志铭作者名望越高，作品传世的几率也更大，家族名望流传也更广且更久远。当然，宋代的士大夫为他们认识的或是听说的人撰写墓志，总在文章里表明其作者的身份。

所以，墓志铭的书写，对于逝者、逝者后人与墓志铭执笔人这三方而言，都是一笔名利双收的文化生意。概而言之，就像当年李时珍乞求比他小十岁的文坛泰斗王世贞给《本草纲目》作序一样，意在“愿乞一言，以托不朽”；苦等十年之后，李时珍终于得到了王世贞的那篇序言，而王世贞也倚顿辰星，直呼李时珍为“真北斗以南一人”。墓志铭在中国古人心目中如此重要，某种程度也多少携带着“乞一言以托不朽”的因子。

这本书虽然是一本编辑而成的文集，但涵盖的信息量却非常丰富，选择的墓志铭及其解读也往往能够四两拨千斤，对不同朝代的墓志铭及其所呈现的时代风貌，乃至对于墓志铭背后所渗透或隐藏的时代密码，每一则墓志铭都可以拓展开来单独成书，综合起来则能够窥探到墓志铭所涵盖的诸多议题。在每篇正文之外，都附录了相关的推荐书目与文本，这些推荐的书目清单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阅读的，同时也期待出版人们能够引进出版。【萧轶撰】

《重症监护室的故事》：我们只是普通人

又是一本和医学相关的新书，但作者不是一位记者或者非虚构作家，也不是一位社 会科学学者，相反是一位真正的医务工作者。这种省去了一道转述或者言说程序的书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手的”，也是更可信的。因为无论如何勾勒站在现代性背后的客观性神话，“书写”这种行为本身一直是残酷的，且是存在损耗的。如果我们假设所有的“当事人”，都能顺利完成一部非虚构作品，难么这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而不是去采访、田野，最后形成文字。

而《重症监护室的故事》的作者马特·摩根，则正是威尔士大学重症医学科的主任医师，曾在英国和大洋洲的多家大型医院工作。在疫情中，他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来自重症监护室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重症监护室的工作者从未忘记老年人、体弱者和有健康隐患的人。“如果所有医疗手段都无法起效，我们会和你，还有你的加入在一起。我们会诚实相告，我们会握住你的手，我们会一直在这里。我们会改变一直目标，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会放弃救治。我们没有你。”

《重症监护室的故事》，[英]马特·摩根著，苗小迪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1月版

在疫情下，和身体一起终于被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关注到的，就是医生这个在现代社会高度分裂的职业群体。一方面， 他们拥有相对高的社会地位；而另一方面，他们背负了大量的压力，这种压力既来自于个体，也来自作为暴力掌握者的社会群体。医生群体被赋予了本不应该被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进而影响到了其职业化进程，因为这个职业和公共性紧密相关。 即便日常应对的是每一个作为个体的病人，但当一个又一个个体累计起来，医生群体所要面对的是公共福祉的概念中最基础的层面：健康。

《重症监护室的故事》可以看作是一本科普读物，作为医学博士的作者耐下性子跟读者一点点讲解”重症监护室“的起源、变迁和工作流程，这无疑是可贵的。因为，在大多数普通民众中认知中，重症监护室只有昂贵的收费，和“花钱也进不去“的不可言说。在一个理想社会，医生群体应该是职业化程度最深的职业之一，因为他们依靠普通民众无法掌握的专业知识筑起了壁垒，很少有民众可以真正对医生给出的诊疗方案“指手画脚”，这也是引起大量医患矛盾的原因所在：当我们无法和医生进行正常沟通，情绪、暴力则成为了垂手可得的解决方案。

马特·摩根

更为重要的，《重症监护室的故事》让医生群体站到前台来对公众言说。在与新冠病毒的搏击中，重症监护室是最后一道关卡，是挽救病人生命的最终防线。在中国，由八位各个学科顶尖专家组成的团队被称为“重症八仙”，阻挡着病人走向死亡的通道。而在疫情后，大量报告文学在国内出现，获得了大量的赞誉和关注。但当我们看到马特·摩根把重症监护室称为“教堂”，但又直言自己是普通人的时候，力量是重于千钧的。

在写作此书时，马特·摩根是毫无保留的，他像做手术的自己一样，一刀刀刨开一颗心脏，只不过在《重症监护室的故事》里，他把手术刀伸向了自己。他毫不隐讳地展示自己作为一名重症监护室医生的心理活动，在面对生命垂危病人时的波澜，被第一人称的写法袒露无遗。在这个意义上说，《重症监护室的故事》又构成了一份难能可贵的田野材料，这是一份“自己对自己”的田野。【张笑晨撰】

当启蒙思想家遭遇帝国沙皇：伏尔泰笔下的彼得大帝

俄罗斯有着悠久的君主专制传统，这导致了强人崇拜的政治心理。在俄罗斯，备受推崇的沙皇和政治领导人，无一不是对内手段强硬，精于权术，对外开疆拓土、大肆侵占邻国土地的政治强人。伏尔泰笔下的彼得大帝（即彼得一世，1672-1725年），就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位“英主”：在夺取权力、维护权力的时候心狠手辣，并且以铁腕推动变革，带领俄罗斯接受欧洲现代文明；在对外战争中，彼得发动了持续21年的北方战争，并于1721年获得胜利，占领了芬兰湾、卡累利阿、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夺得了波罗的海出海口，修建了彼得堡，打开了通往西欧的“窗户”。以文治武功而论，彼得堪称“伟大”。

彼得登上皇位，本身就是权力斗争的结果。他的父亲、沙皇阿列克谢1677年去世的时候，彼得只有5岁。阿列克谢有两次婚姻，第一次婚姻长大成人的有女儿索菲娅，羸弱忧郁的儿子费奥多尔和驼背且几乎失明的儿子伊凡（1666年出生）。再婚后，于1672年生下了健康的彼得。阿列克谢去世后，继任沙皇费奥多尔1682年去世。在此之前，他提名彼得为继位者。不料，索菲娅在阿列克谢死后煽动暴乱，她成功使得伊凡和彼得成为共治沙皇，但是，在两人成年之前由自己摄政。1687年，索菲娅试图从摄政者登基成女沙皇，但没有获得支持。1689年8月7日，索菲娅发动政变，17岁的彼得躲进设防的圣三一修道院。最终，彼得获得了军队支持，他清除了索菲娅的支持者，并且把索菲娅送进了修道院，结束了持续7年的宫廷争斗，并巩固了自身权力。

彼得即位之时，俄罗斯在欧洲很落后。1697年，彼得化名“彼得·米哈伊洛夫”，随同250人的俄罗斯使团出访欧洲诸国。他对西方的先进技术倾慕不已，而西方人则对他粗野的热情和野蛮的狂怒感到恐惧。俄罗斯使团的第一站是瑞典立窝尼省的里加，途经德意志北部各国、荷兰、英国、奥地利、波兰。一旦发现技术高超的工匠、军事人才或造船专家，彼得就开出高价，聘请他们为自己工作。回国之后，彼得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他修改俄罗斯的历法，改革税制制度，控制教会，成立莫斯科数学与航海学校 在政治上，彼得建立了职级表，加强了中央集权。

《彼得大帝的俄罗斯史》，伏尔泰著，高望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1月版

在西欧考察期间，俄罗斯与萨克森、波兰、丹麦组成了反对瑞典的军事联盟，并且在1700年发动了延续21年的北方战争。但一开始战事不利，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1682年6月17日－1718年11月30日）英勇善战，他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迫使丹麦退出，接着又以不到9000人的部队，11月30日在纳尔瓦打败了60000俄军。按照伏尔泰的说法，“输给瑞典人四次之后，俄罗斯挽回一局”。在改革增强力量之后，彼得重整旗鼓，先后在1708年列斯纳亚战役和1709年波尔塔瓦战役中打败卡尔十二世。波尔塔瓦一战中，彼得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瑞军几乎全军覆没，卡尔仅率1000余人逃往奥斯曼帝国。他鼓动奥斯曼帝国苏丹艾哈迈德三世，后者出于利益在1710年8月对俄宣战。1711年7月，俄罗斯在进攻奥斯曼帝国的作战中失败，以归还亚速、允许卡尔十二世过境回国为条件，与奥斯曼帝国签订停战协定。卡尔十二世因此得以返回瑞典。但是，彼得在1713—1714年连续发动了对瑞典的陆海进攻，迫使瑞军撤出了芬兰。1718年，卡尔十二世在对挪威的战争中阵亡。1721年，俄瑞《尼斯塔得条约》签订，俄国夺得了梦寐以求的波罗的海东岸、芬兰湾、里加湾的大片土地，从而获得了出海口——这让彼得大帝在整个欧洲威名赫赫。

彼得大帝富国强兵的政策，使得俄罗斯跻身于欧洲一流强国。但是，他没有改变俄罗斯的奴隶制，在国家的强大之下，广大的底层民众依然生活艰难。圣彼得堡是按照彼得意愿建造的欧洲化城市，有人估计，建造圣彼得堡至少牺牲了10万名劳工（《俄罗斯帝国的兴衰》57页），以致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称之为“白骨之城”。在家庭方面，尽管儿子阿列克谢签字同意放弃继承权，但作为父亲的彼得出尔反尔，导致他被处死。

徐贲《与时俱进的启蒙》一书显示，法国启蒙哲人在观念上倡导人的自主性、自由、权利，在政治上却容纳和支持专制，因为他们大多数秉承尚贤政治。因此，不难理解伏尔泰在《彼得大帝的俄罗斯史》一书中对彼得大帝的推崇。在伏尔泰看来，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开明专制，而伏尔泰生前与叶卡捷琳娜大帝有书信往来，他对中、俄两国颇有好感。如果知道了康雍乾三朝文字狱的残酷，并且在这种状况下生活；如果亲身体验了俄国农奴的悲惨命运，伏尔泰还会推崇彼得大帝和乾隆这样的君主吗？【张弘撰】

动物的死亡，一如身边人的死亡

“对待噩梦有一个老办法，那就是在马桶上大声地描述一遍，然后将它们冲走。”

这句独白，出自新近被译介为简体中文版的托卡尔丘克长篇小说《糜骨之壤》，外人眼中念头怪异的老太太雅尼娜女士。在文学史中，从老年女性的第一人称视角出发叙事的虚构作品似乎并不多见，她们常常没入大多数故事的背景，或干脆无从浮现。

《糜骨之壤》，［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著，何娟、孙伟峰译，可以文化｜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1月版

雅尼娜女士独居在一个人口寥寥的村落，这里既接近与森林交界的边缘，也接近与邻国接壤的边境。遇见每个生灵，不管是小动物还是人，甚至是一些物品，她的心底都会浮现出一个她认为合适的名字：“武士”、“小姑娘”、“鬼怪”、“好消息” 而她称自己为杜舍依科。她精于占星术，醉心于推演星盘的变化，在现代边缘的乡村，像生物科学家联系基因与生物活动一样，联系着行星的方位与远在新闻、近在身边的人们的生活。

从第一章开始，书中便穿插着死亡，既有人的死亡，也有动物的死亡。如果说死亡这一主题在这本书中有何特别，或许恰恰在于叙述语调的平实，以及面对身边人和动物死亡时流露出相似的情感结构。关于死亡，透过杜舍依科的内部声音，托卡尔丘克的叙述唤起的不是一种史诗式的宏阔抒情，或浪漫化的抽象情感，而是依托于个体生命间的关联——不论是邻人、朋友还是陌生人，不论是认识还是不认识的动物们。当杜舍依科看到遭猎杀的动物尸骨，她会难以抑止地想象动物生前所遭受的折磨和杀戮，并由此生起起气愤和悲痛。她感知动物死亡的方式，一如对身边人的死亡的感知。【元十雨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