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生于1873年，是民国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曾在17岁时中举，并曾与老师康有为等人一起联合发动“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

在近代史上，他是一位先行者一般的存在。

但纵使如梁启超这般伟大的人物，在情感面前，他也曾和普通人一样遭受过困窘，而他的这个情感方面的困窘，恰恰出现在他和妻子李蕙仙结婚七年后的1899年。这一年，梁启超应康有为之请，前往美国檀香山开展宣传工作。

正是在这异国他乡里，与妻子李蕙仙结婚已七年的梁启超有了人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艳遇。

抵达美国后不久，在一次演说会上，梁启超邂逅了一个美丽且智慧的女子。这名女子，正是梁启超此次演说的翻译何蕙珍。这年，何蕙珍芳龄20，从小生长在美国接受西方教育的她，英文甚好，且身上又有着东方女子骨子里的柔媚。偏偏，这样的女子，还一直对梁启超倾慕有加。

演说结束后，何蕙珍鼓足勇气对梁启超表白说：“我对先生倾慕已久，今生能和先生相遇，真是上天眷顾，我请先生给我一张你的照片，就算了却心愿了。”

不管何蕙珍当时的表白是出于男女还是其他，这样热络的话也足以撩动梁启超此刻身在异国他乡那颗寂寞的心。

于是，不出所料地，听到何蕙珍的表白后，梁启超一时竟慌了神。实际上，在演说中，何蕙仙过人的才识、和清丽的身影，也已深深刻在了梁启超的脑海里。但尽管如此，此时的梁启超虽远在他国，却始终未曾忘记自己为人夫的身份，最重要的是：自己还是一夫一妻的倡导者。于是，当天，何蕙珍并未拿到梁启超的小像。

但梁启超终究是一个正常的男子，大凡是男人，遇到有好感的女子表白，多半都会内心窃喜既而翻滚的吧。当晚，梁启超就彻夜难眠，辗转反侧中，接近天亮时，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给！

于是，第二天何蕙珍就如愿收到了梁启超赠送给自己的一张小像。

何蕙珍拿到小像后，欣喜异常，之后她竟每日放小像放在枕边珍藏着。何蕙珍知道，回赠小像一事已表明：对于自己，梁启超还是很有好感的。但这好感究竟到了何种程度，何蕙珍却并不知情。而在梁启超这里，给何蕙珍小像意味着：他的那颗在婚姻里定了7年的心，有了最初的萌动。

不得不说，人心这个东西，虽长在人身，却从来是不由自主的。从梁启超的内心被何蕙珍撩拨的那刻起，梁启超就知道，自己的心怕是要管不住了。随后，何蕙珍依旧经常为梁启超充当翻译。有了何蕙珍的帮衬，梁启超的演说总能取得很好的反响。

于是乎，在心底深处，梁启超对何蕙珍又兀自多了几分感激。

这以后，两人在一次演说之后的长谈，又彻底让两人的关系更近了一步。这天，演说结束后。何蕙珍就梁启超演说中的内容，开始向梁启超发问并表达自己的想法。这让梁启超分外震惊，原本，他以为这个小女子只会充当翻译，却不想，对于维新思想，她竟能有如此深刻的认识。

人说，大脑是情爱中最大、最重要的器具。所以，一旦大脑被启动，那么，接下来就必然是沦陷了。在这场长谈中，梁启超与何蕙珍从国内外形势，聊到了报国之志向。梁启超此时才发觉，这个远在海外的女子，竟与自己有着如此多的共同见解。最后，何蕙珍还表达了她想兴办学校、回国服务的愿望。

那天，两人惜别时，何蕙珍还用软软的小手握住梁启超说：“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 ，莫忘我，但有创立女学堂之事，以一电召我 ，我必来。 我之心惟有先生。”

何蕙珍

那一刻，梁启超整个的身心都被何蕙珍的话语打动了，他甚至在何蕙珍的话里突然忘了世间的一切。梁启超清醒地知道：一个女子将她的人生和你的理想相契合，定是有着非比寻常的意味。

梁启超没有料到，这个女子柔弱的身躯里，竟有如此大的气魄和胆识。

就在长谈后的当晚，梁启超再次为这个女人失眠了。半夜，随着夜幕一起降临的，还有何蕙珍与梁启超道别时的那句：“我之心惟有先生”！当晚，知道自己注定无眠的梁启超索性坐起来，提笔写到：

“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 .”

从梁启超的这段文字便可看出，异国他乡里的他已经对何蕙珍动心了。换句话说，梁启超已经有些沦陷了。

但沦陷后的梁启超却并未向其他男子一样试图“干点什么”，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妻子李蕙仙远在千里之外，所谓“天高皇帝远”，梁启超要是真心想干点什么，也未尝不可。

但梁启超偏偏没有，毕竟，在梁任公这里：想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

可情感从来不是人力能控制的，这点，梁启超自己也心知肚明，他知道此时的自己极其需要一个倾诉对象，否则他在美国的生活都将可能受到影响。

在情感煎熬中的梁启超最终选定了妻子作为倾诉对象，他的这个决定委实有些让今天的男女想不通，但在当时的梁启超看来：只有妻子才是他倾诉这情感困惑的最佳人选。

梁启超之所以跟妻子倾诉，自然也与妻子李蕙仙平日对他的过分包容有关。正是，直男梁启超毕竟还是不那么了解女人，他不知道即使女人对男人的包容再大：你也不能真的把她当妈且什么都和她说。

梁启超以为妻子对自己的包容是全方位的，他理想中的妻子也是这般模样的。他忽略了妻子李蕙仙作为女人的本性，女人的本性之一是善妒，所以，几乎没有女人能对丈夫喜欢的其他女子做到不嫉妒。

只是，每个女人嫉妒的方式都有些不一样，多数女子在面对自己丈夫喜欢的其他女子时：会一哭二闹三上吊；还有小部分会在面对这种局面时选择隐忍。而这后一种，即隐忍，在封建时代往往经常会被男人认为是“包容”。

梁启超本能地以为：知道自己婚内可能爱上别的女子后，名门出身、智慧且一直对自己包容的妻子收到信后的反应，会是后者。

因着这种“以为”，梁启超便提笔给妻子李蕙仙“报告”相关了。

梁启超夫人极其子女

在信里，梁启超详细记述了他和何蕙仙认识的点点滴滴，他还把自己对何蕙仙的感觉一股脑儿告诉了妻子。总之，这封信的核心就是：夫人，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可能爱上了一个姑娘，这姑娘对我好像也有意思。

话说，信寄出不久后，在家里带孩子伺候老人的李蕙仙就接到了丈夫的信。

打开信一看，李蕙仙当即就惊呆了，信里的内容远远超过了她的想象，看到丈夫信里那让人面红心跳的字眼，李蕙仙心里有些异动。原本她以为，七年老夫老妻了，激情什么的，都已经随琐碎磨灭了。可是当丈夫真的和另一个女子暧昧不清时，她心里的感觉竟还会如此强烈。

但知书达理且情商超高的李蕙仙知道，既然梁启超能写信来跟自己倾诉，就说明在这件事情上，他尚还没最后拿主意。换言之，梁启超并不会真的把这个女人娶进门。但另一方面，李蕙仙想，他找自己说究竟是什么目的呢？自己怎样处理才最妥当呢？

懂心理的都知道，在关键时刻，起决定作用的虽然是行为本身，但很多时候，如果情绪把控不到位，任何事情却有都可以因情绪失控而被改变。

所以，遇到大事第一时间是要稳住情绪。尤其，当面临感情问题时，情绪就更加重要了，情绪稍没控住，事情可能就弄巧成拙了。在如此分析以后，冷静下来的李蕙仙提笔给丈夫写了一封回信。李蕙仙的回信非常简单，她写到：

“您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您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来信中所说的，就把它放在一边，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

梁启超收到回信后当时就着急了，为何？因为他觉得妻子在信里的回复过于简单了。毕竟，从来话越少，往往越具威慑力！更为重要的是，妻子开头那句话很是让他嗅到了一股寒意，因为那句话就等于是在告诉他：如果你真想跟和姑娘好，我是没意见的，但你先得过了你病重的父亲那关。

这句话等于是一个软威胁，意在提醒梁启超：你这种行为很可能引发“家变”。

提倡一夫一妻的梁启超岂能容许这种事情发生？答案当然是不能，于是，梁启超当晚就着急忙慌地铺纸提笔给夫人写了一封回信，以下便是这封匆忙回信翻译成的现代文：

“夫人哪，这种事情怎么需要禀告父亲大人呢？你真要把这种小事告诉父亲了，这害我挨骂不说，还会引得老人家生气甚至影响他身体的康复，这可千万使不得。

如果你还没有跟父亲大人说，请你以后不要再提及此事了。我之所以在信里和你说那么多，主要是因为我两一直彼此交心，所以忍不住什么都跟你说，所以才赘言那许多，这啊，都只是为了图个倾诉而已。

从情理和其他种种来说，我都断不可能对那姑娘存有任何的妄想。我此生已经立下誓言，要做众人的楷模奉行一夫一妻制，这事，我还曾经登报说明过，如今天下人人都以我为一夫一妻的楷模，我又怎会轻易自己去打自己的脸呢。

况且，如果父亲和国家都危在旦夕，我现在又因公事游历国外，若因此等儿女情长之事起什么事端，这天下人岂不都将不能原谅我么。我梁任公是血性男子，血性男子，怎可能因儿女小事而忘乎所以。夫人啊，你要相信，我和那个蕙珍，一定只会‘发乎情止乎礼’而已。我很明确地告诉夫人，我和蕙珍往后，将永远以兄妹之礼处之，夫人明鉴。”

可以说，李蕙仙收到信后，是完全放下了心。自这以后，梁启超与何蕙珍的事儿她便再也未提及。而梁启超，也乖巧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斩断了情丝。

只在1900年11月的《清议报》上，主笔梁启超才刊登了自己的《纪事二十四首》，这也是他为这段未开始的感情做的最后的总结。其中第十首中，他写到：

“我非太上忘情者，天赐奇缘忍能谢。思量无福消此缘，片言乞与卿怜借。”

这首诗中的“无福消此缘”一句，直将梁启超的无奈写得淋漓尽致。这以后，何蕙珍虽一直不间断地追随着梁启超，但梁启超却再未与她有过任何实质性的交往。

1924年，梁启超原配李惠仙病逝，这一年，时年42岁正单的何蕙珍特点从檀岛赶来，她劝梁启超节哀，同时她也表示愿意留下来照顾梁启超的后半生。但她的这一请求，再次遭到了梁启超的拒绝。

从此，两人便再也没再有过丝毫纠葛。

附注：梁启超虽然倡导“一夫一妻制”，可他实际却有小妾，他的小妾正是自己妻子的陪嫁丫头王桂荃。妻子李蕙仙死后一直陪伴梁启超的，便是这位二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