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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y Diplomacy

Ny.2021/ No.170

商品化人道主义情感——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组织合作的黑箱

作者：梅特 福格 奥维格（Mette Fog Olwig），现就职于丹麦罗斯基勒大学社会科学和商业系，研究方向主要为国际和跨学科的话语分析、行为者导向分析、政治生态学和批判性发展理论等。

摘要：本文通过对难民、咖啡、珠宝、旅游和冲突型性暴力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的案例分析，对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之间的合作进行了实证和理论研究，在商业、人道主义情感和环境主义等领域做出了跨学科的研究。本文进一步说明了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组织的合作关系及其导致的人道主义情绪商品化之间的联系。首先，本文阐明了其中管理逻辑普适化的力量。其次，本文讨论了全球性企业战略掩盖本地需求的机制。最后，本文概述了人道主义情绪的商品化是如何与其他个人化和非政治化等方法同时实施的。据此，本文强调了问责机制的重要性，并提出具体框架来分析以人的需求为重点，而不是以盈利为首要目标的合作关系。

要词：发展研究；人道主义援助；发展干预；全球治理

文源：Mette Fog Olwig，Introduction: Commodifying humanitarian sentiments? The black box of the for-profit and non-profit partnership, 2145(2021) 105536.

收录：《大译编参》2021年第93期，总第93期，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组创办。

编译：陈诗婷，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香港城市大学亚洲与国际研究部；

审校：安主恩，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 ；

再审：黎开朗，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日本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编译精选

一、 导论

虽然许多学者、相关从业者甚至是政策制定者会认为，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合作项目能同时改善各自的战略、提升共同实力并促进双方的相互理解。但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的合作关系仍然是一个黑箱，它的批评者担心这是充满挑战的潘多拉盒子，它可能会损害公民社会的合法性，阻碍国家问责机制，并将重点从人类需求转移到商品本身，从而掩盖社会关系中的问题。在研究人道主义和发展干预（development interventions）的同时，本文试图打开这个黑匣子，通过阐明商业利益和人道主义情感的融合过程，旨在解释由此过程产生的紧张局势、悖论和可能性。新的行为体组合、等级和关系在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时代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并不是刚刚出现的，民间组织参与人道主义活动与发展干预的历史悠久。然而，随着国内政策对国家和传统发展筹资机制的作用的削弱，仍在发展中的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合作获得了新的意义。除此以外，国际社会如今正大力支持这种合作关系并试图将其制度化，其突出表现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对伙伴关系的关注。这导致人们越来越依赖这样的合作关系来筹资、实施、治理和管理能够满足人道主义需求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此外，人们开始期望合作关系产生的影响能够改变合作伙伴本身。然而，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如何在实际层面上运作的这一问题仍没有答案。除此以外，能证实它们能够更有效地管理和构建可持续且公正未来的证据仍然有限。

目前文献表明，虽然不同的逻辑和意识形态在此种合作中走到了一起，但私营部门和其他行为者之间的合作往往最终会给霸权国家带来一种认识，即营利、环境主义和人道主义情感是兼容的，有时甚至是相互依存的。本文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框架进一步巩固了这种霸权力量。这种结果的产生不仅是因为其促进了伙伴关系，而且这一目标还导致了对管理与会计专业的关注。这是一个大趋势的延续，公民社会和政府组织越来越受制于与业务有关的管理战略与商业逻辑，并随之更加依赖管理顾问（Gladwell，2002；McKenna，2006；Ho，2009；Davis, Fisher, Kingsbury, & Merry，2012；Fukuda-Parr & McNeill，2019）。

此种以商业为导向的管理逻辑与绩效标准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成功的定义被简化为“达到某个数字”。正如福田（Fukuda-Parr）和麦克尼尔（McNeill）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解释，“将复杂的想法简化为一套可衡量的共有要素，对不同的环境进行抽象表达，并将无形的社会现象简化。”这种 “指标治理（governance by indicators）”导致了“对专家的依赖”，即“依赖专家来确定如何将概念转化为易于计算的形式”。相同的管理专家被聘用于不同类型的组织中，无论这些组织是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公共的还是民间的，国家的还是国际的。因此，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也就不足为奇。

数字指标和管理逻辑主导全球治理模式带来了另一个后果。以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为例，其通过将复杂的想法简化为数字，从而将不同的本土多样性转化为通用的抽象概念，而成功的标准也被认为是普遍适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所使用的 “全球化想象（global imaginary）”概念意味着其关注的问题也被想象为带有“集体化”与“全球共享”这两大属性。可持续发展目标也被称为全球目标（Global Goals），它挑战了由地理因素决定的归类方式，其中包括南北这一二元结构；南方是 “规则主体（the disciplinary subject）”，北方是“积极且仁慈的知识和物质援助提供者”。但是如果使用普适标准来推行可持续发展目标，发展问题的出现地点这一条件似乎变得无关紧要了。这种普适的治理逻辑与“全球化想象”有可能会混淆特定背景下产生的结构性不平等以及后殖民时代的经济与社会权力关系，这种关系以在特定地区互动为特征。

本刊进一步阐释了对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伙伴关系及其导致的人道主义情感的商品化的逻辑。首先，本刊阐明了普适化管理逻辑的力量。其次，本刊说明了本地需求被全球性企业战略所掩盖的机制。最后，本刊展示了人道主义情感的商品化是如何与个人化和非政治化的方法同时进行的。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本文强调了问责机制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框架来分析此种合作关系。

二、 强大的普适化管理逻辑

本刊的核心为通过具体案例证明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关系是如何被普适化的管理逻辑所支配的。如上文所说明，普适化的管理逻辑认为具体问题可以被普遍适用的解决方案和评估标准解决。帕斯库奇（Pascucci）在2021年以难民营为例进行了研究，认为人道主义者开始越来越忽视地方和政治层面上的问题，并倾向于将所有的人道主义问题与以通过技术和与“平台型资本主义巨头（platform capitalism giants）”的合作来解决的难民相关的后勤与物流问题画上等号。人道主义组织和“作为中间人的非政府组织（middle-men NGOs）”被认为是无望和低效率的代名词，这说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对商业物流的需求，并试图用跨国服务市场以及手机应用程序（用以提供信息甚至是提供教育资源）来取代传统的物质援助。

奥维格（Olwig）于2021年对可持续发展商业会议的进行了活动民族志研究，分析了新出现的关于营利性“行善（doing good）”的叙事方法。这种叙事方法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在商业背景下，它不仅与营利有关，而且与改善世界有关。该文章指出，行善现在常常被认为与营利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相关的。然而，企业在做出战略选择时是基于其总体目标的，从而会倾向于考虑商品化和营利性效果，尽管这样的选择有可能会忽视当地人民的实质性需求，并阻碍更全面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行。

三、 全球性企业战略与本地需求的冲突

本刊的另一个关键着眼点为研究全球性企业战略及企业利益掩盖本地需求的机制。Richey和Ponte于2021年分析了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关系。他们研究了Kahawa Bora这一由名人驱动的咖啡价值链发展干预项目，重点是改善刚果民主共和国（DRC）的咖啡生产，但该项目的主要受益者似乎是外部的合作伙伴和高层管理领导。与此相对，试图“让援助退出商业”的精英政治产生了一个大而无当的发展项目。通过对资源和风险管理的共享，主要的商业伙伴星巴克获得了新且独特的高端咖啡，而名人（演员本-阿弗莱克）和他的组织（东刚果倡议(the Eastern Congo Initiative）获得了推广其品牌的渠道。精英管理领导层通过“旋转门”的方式获利，使其管理人员能够通过参与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之间合作，从而在有利可图的工作之间流动。刚果（金）的咖啡合作社在短期内确实拓展了市场并提高了价格，却完全依赖星巴克这一主要买家。这种情况符合星巴克的利益，但对合作社不利，因为他们没有获得能够在开放市场上竞争的工具或能力。由于没有解决权力不平衡的问题，交付给受援对象的利益是有限且不稳定的。

Vestergaard等研究者于2021年根据其对加纳的一个企业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关系进行分析，同样发现这样的合作关系通常是围绕企业的利益和能力建立的。研究者认为企业并没有深入分析其做法对社会的益处以及哪些群体最需要得到帮助。相反，他们以企业自身的生产能力为出发点，寻找与他们能力最匹配且最符合他们商业规划的受援者——即使这不符合受援者的需求及利益。在一项关于斐济旅游合作的平行研究中，Hughes和Scheyvens探讨了游客的愿望是如何在旅行目的地被商品化的。由于游客的捐赠主要是有形的，如游客亲自交给受援对象学校用品，从而将旅行经验和游客的同情心相结合。酒店在安排旅行体验项目时会致力于满足游客的期望，从而优先考虑酒店自身的声誉和品牌形象而不是受援社区对象的需求，后者几乎没有权力提出要求。虽然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制定法规，例如防止破坏性的学校访问，但政府也敏锐地意识到维持旅游业竞争力的重要性。

四、个人化和去政治化的解决方案

本刊还讨论了将人道主义情感和盈利需求相结合导致个人化和去政治化的解决方案。Budabin和Hudson对“姐妹合作关系（sisterhood partnerships）”进行了分析，该合作主要手段为通过与相关营销来消除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该研究的分析表明，虽然这种方法带来了消除性暴力的意识和相应资金，但消费驱动下的努力仍然是个人化的活动。活动参与者变成消费者，他们也因此与政治集体行动脱节。此外，把解决方案私有化而不是支持公共结构的做法也会削弱国家的作用。结合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和女权主义安全视角，作者发现这些姐妹合作关系通过妇女非政府组织将妇女问题与相关品牌联系起来，并具有将女权行动主义商品化的趋势。这对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的选择产生了影响，往往会导致在解决问题时将重点放在营销有性别区分的产品上，这些产品利用并因此强化了妇女是照顾者的刻板印象。例如“赋予”南方妇女通过制作肥皂来获得的经济上的权力，“赋予 ”北方妇女通过购买肥皂来表示团结的渠道，而这种做法忽略了与政治和社会变革有关的更广泛的发展问题。

五、问责制和前进框架

当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进行合作时，维持问责机制会变得很困难。Vestergaard对此进行了解释，能够评估发展潜力并对受援人负责的问责措施的进行对资源要求度极高。如此，良好的问责机制与企业追求效益的愿望相冲突了。因此，联合国颁布的治理逻辑中，商业行为者对外建立合作关系的普遍目的为填补发展资金缺口存在，因为对受援人的问责要求可能与股东责任相冲突。Olwig同样指出，与企业合作可能会损害民间社会组织等行为体对企业的监督作用。

虽然有很多文章阐明了跨国企业和商业管理逻辑的力量，但它们也研究了包括影响力较小的商业组织在内的行为体获得影响力的方法。Pascucci 的研究成果展示了人道主义者如何通过他们对激励措施的 “调解（mediation）”（如现金援助和提供信息）以及允许人道主义组织通过控制投标过程来维持其在难民营中的影响力。Pascucci进一步发现，坚持政府立法发挥重要作用的是私人部门，而不是人道主义组织。Richey和Ponte于其研究成果中证明了企业型合作关系与权力型合作关系是有区别的。例如，只有几个零售点的独立微型咖啡馆可以与咖啡生产商有较为平衡的供需关系，但在全球范围内经营的大型咖啡联合企业不会只依赖一个产地的高端咖啡并让其成为自己的优势之一。

为了对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进行深入研究，Hughes 和 Scheyvens 强调需要关注合作关系对发展的影响。这既需要挑战伙伴之间的权力关系，也需要在决策中优先考虑社区领导力。Hughes 和 Scheyvens 认为，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当地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在组织和管理等问题上更直接的合作来实现。同样，为了改善目前管理研究中的现有分析框架，Vestergaard等研究者提出并设计了一个用于分析发展背景下伙伴关系潜在影响的辩证且有潜力的框架。

六、结论

以上研究成果共同阐明了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合作关系中固有的权力结构，并进一步讨论了历史条件下的结构性不平等，它们从问责机制的缺乏和治理问题变成单纯的管理问题中产生，问责机制的缺乏和问题转化也会进一步加剧不平等。参与这些合作关系的行为体必须就商业利益、全球空间和本地需求之间进行谈判和协调，同时需要提高合作的统一性。因此，参与合作的行为者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可能被掩盖。从以上问题来考虑，对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进行研究是至关重要的。除此以外，相关研究结果揭示并阐明了行为体之间日益不透明的权力关系，如（新）殖民者和（新）被殖民者、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营利者和非营利者、人道主义者和被人道主义影响的对象、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有权者和无权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这样做能抵制全球发展管理逻辑中固有的抽象化倾向，并能够使理论与个人批判性地参与到实质性的发展需求中去。长期以来批判性发展学者致力于阐明这些权力关系的作用以及在发展政策中抵制这些权力关系的必要性。

译者评述

本文是一篇对近期人道主义发展干预与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组织合作的研究成果进行概览的综述型文章，但观点与角度较为新颖。本文先对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进行了文献上的回顾，并指出鲜有人注意到的商业化这个性质本身对全球治理造成的损害，并于后文对这些潜在的危险进行了理论与实例上的分述，如商业管理带来不注重当地需求与地域社区不同等问题的普适性管理逻辑的推广，全球性企业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而造成人道主义项目无法对受援者带来真正的益处，注重商业解决手段而造成的个体与政治生活的脱节，对问责和监督机制造成损害等。商业性的国际援助仍是一个较新的研究议题，有关的田野调查与实地研究成果极为有限，但本文作者还是做出了有效的批判性思考。尽管不是本文的重点，但该文在援助手段与援助效果，以及人道主义援助中权力关系的研究等方面同样有较大的启发价值。因篇幅与文章性质等条件的限制，以上众多的观点没有在本文中得到最详尽的论述，若想进一步对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组织在人道主义方面的合作带来的风险进行分析，对一手研究资料与思路的检讨仍是必要的。

问题互动

问题1、商品化人道主义行动是如何割裂施援者和受援群体与真实政治生活的？

问题2、人道主义行动是否应该去政治化？

如果您对大外交智库【大译编参】本期的“编译精选”、“译者评述”、“问题互动”有所思考或高见，请在文末留下墨宝。

编辑 / 王潇洒 审核 / 陈际界

再审 / 王盖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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