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码”在国内的风靡始于微信与支付宝的“渠道大战”，大面积的地推让全中国的人都知道了掏出手机点开软件扫码就可以付款了。从那之后我们开始逐渐认识二维码，也正因为微信和支付宝软件的安装率，让“扫码”成为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二维码作为信息储存方式，被运用于越来越多的场景，扫个码可以打卡网页、扫个码可以查看火车票信息、扫个码可以看视频听音乐……而今年的疫情让“二维码”作为一种信息储存格式最原本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通过“健康码”，依赖微信和支付宝本身的实名验证渠道，实现了公民健康信息的记录与识别功能。

其实争论的声音一直都在，无论是微信还是支付宝，最终都是企业，而大量的个人隐私信息储存在企业端，无论是谁都会觉得心有不安；可是现实情况是怎样的，疫情期间的时间紧急、任务紧迫，指望政府机构单独研发app来进行身份的识别，无论是从服务器承受能力的角度还是研发时间的角度来说，都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此选择与龙头企业合作完成，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另一方面，“健康码”的存在是否真的有必要？“天下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法”，人类的本能是利己的，控制疫情并非儿戏，“健康码”作为最后“法”的存在，是考虑到这个群体中的所有人。作为自身而言，我可以控制自己不出门，可以控制自己做好防护措施，我相信你也可以，我更相信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可是即便有0.01%的人做不到，在无比巨大的基数面前，这样一部分人的绝对数量也不会是一个小数字。面对疫情控制的紧迫，我们没办法依靠每个人心中的“道”，也没办法依靠大多数人共同认可的“德”，因为他们的约束力以及惩罚措施都显得太无力，一旦造成后果我们没有办法去承受，因此我们似乎只能选择用“健康码”来给所有人打上“标签”。

平心而论我并不喜欢标签化，但是无疑“标签化”作为一种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实际上使得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了更好的提升，无论是机场火车站的vip厅还是银行的贵宾专区，都能够集中资源去服务创造利润的大客户——企业永远是逐利的，逐利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社会没有贡献，相反，没法养活员工的企业才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问题。而健康码带来的标签化，是让大家可以更直观地发现周围可能存在健康问题的人，并且及时采取治疗或者隔离措施，防止进一步恶化。但是目前仍然存在的问题在于，健康码颜色的转换标准并没有一个太统一的口径，以至于大家的码只要“不绿了”，就一定会产生恐慌，另一方面，怎么让自己“变绿”，也没有一个太明确的口径，因此也确确实实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可能后期会陆续有更新，可能“变色”之后会有原因的告知、可能会有各种颜色评判的明确标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健康码”，可能只是个开始。

实际上很早之前支付宝就已经上线了电子社保卡、电子驾照、电子身份证，更别说绑定银行卡后实质上形成的“电子银行卡”，健康码的出现更像是丰富了这样一个电子凭证的种类，可是如果更进一步呢？考虑到社保卡的升级换代在尝试打通社保卡本身的功能和金融功能，甚至未来有可能对接养老服务功能，那么如此多的电子凭证在互联网时代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或者我们说得更直白一点，社保卡的升级换代，除了实体卡片之外，如果有一个电子凭证同样集成了健康信息、金融功能、身份信息，那么这样一个电子凭证是否会成为实质意义上的“电子身份卡”呢？想像一下，现在需要使用到身份证、驾照、银行卡、病例、社保卡的场景，以后只需要打卡手机扫码就能完成，那么实体卡片存在的意义，可能会和现在的银行卡一样，只是作为特殊场景以及应急备用的选择。

当然，对于未来的憧憬仅仅是憧憬，真的要走到这一步，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去考虑，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隐私安全，虽然对于生活在大数据时代的我们来说，只要打卡一个手机app基本就意味着我们的个人隐私已经没了，但是要将自己几乎所有的信息全部交出去，个人的隐私安全如何得到保障一定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数据怎么保障安全、数据监管由谁来负责、数据的使用需要什么样的权限，都是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我们渴望便捷，又渴望隐私的安全，其实一点也没错，就像我们一直渴望资金收益高，又能够保本。

人生总会有取舍，有时候我们有得选，有时候我们没得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