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进明
质量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经久不衰的话题。关于质量，存在“一个共识、两大分歧、三类误区”：“一个共识”，即质量很重要，对此无人反对，而且各方面从不同角度加以强调和阐释；“两大分歧”，即质量是什么、如何管质量，往往众说纷纭；“三类误区”，一是简单追求“政府主导”，二是片面强调“质量是竞争出来的”，三是将“四个最严”泛化。究其根源，主要是对质量的认识不一、理念不一。为便于交流、促进工作，需要对质量领域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理念再作辨析。
质量领域三组概念
（一）关于质量和安全
随着理论和实践的深化，国际标准化组织在IS09000:2000标准《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中将质量定义为“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具有较高的认可度，此处的质量主要指产品和服务质量。
质量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是一个大概念，包括安全、使用性能等内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可以看出，就产品而言，质量的范畴大于安全，质量安全是产品质量的应有之义。2020年全国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也指出，“《产品质量法》修订要把握好定位，它既是一部安全法，也是责任法，还是促进法。”
再以《质量振兴纲要（1996年—2010年）》《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中的“质量”为例，也都是一个大概念，涉及质量安全、质量提升和质量基础，既要求“拉高线”，也要求“守底线”和“打基础”。
基于此，我们就能更好理解“质量”一词，明白其涵盖质量安全、质量提升和质量基础。也就能更好理解，2020年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严把防疫物资出口质量关”，其中的“质量”不局限于档次、使用性能之类，更包括安全，不能把产品质量和安全简单并列乃至割裂。
（二）关于宏观质量和具体质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质量变革”指的是宏观质量。宏观质量涉及方方面面，各地区各部门都承担相应的职责；产品和服务等具体质量则与市场监管部门密切相关。
我们经常讲“组织实施质量强国战略”“建设质量强国”，究竟指宏观质量，还是具体质量？对此，要看具体语义，不可一概而论。从党的十九大报告看，除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外，还提出制造强国、科技强国、质量强国等12个具体的强国——此处的质量强国，侧重于产品和服务等具体质量。
（三）关于质量监管、安全监管和市场监管
质量和监管两者都是内涵丰富的概念，质量监管绝不限于监督抽查、执法打假等具体而微者，而是涉及质量安全、质量提升和质量基础等诸多方面。这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业务司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司、质量发展局、计量司等）的名称和职责中也有所印证体现。
市场监管是现代政府五大职能之一。今天说起市场，往往不再局限于一个一个交易场所，还涉及各种各样的交易行为。《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意见》对“市场监管、发展改革、教育、公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市场监管领域有关部门”提出明确要求，此处讲的是“大市场监管”，市场监管部门相对而言则是“小市场监管”。就产品和服务来说，市场监管的领域基本涵盖质量监管，但要讲到更大范畴的质量，那么质量监管又与市场监管形成交叉。
再说安全，也有大小概念之分。在产品等具体领域，有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等。其实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也都存在质量的问题，只是其安全问题更为突出。从整个国家而言，安全是一个很大的概念。
也就是说，无论质量监管、安全监管，还是市场监管，都远远超出市场监管总局一个部门的职责范畴。厘清了这些，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严格市场监管、质量监管、安全监管”，是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而不仅仅是对市场监管总局所提出的要求，将三者并列既是着重强调，也是因为确有差异。
质量监管3个理念
第一，质量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社会领域，不宜简单强调“政府主导”。在党政机关文稿中，“政府主导”和“政府引导”屡见不鲜。貌似一字之差，实则区别很大。这不是简单地咬文嚼字，而是反映了一种深层次的理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清晰界定了政府的五大职能。《决定》特别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些重要论断，为“政府主导”或“政府引导”提供了重要遵循。
总的来说，社会领域多用“政府主导，经济领域多用“政府引导”，有的领域（如医药卫生、标准化等）针对不同情况使用“政府主导”或“政府引导”。
如上所述，质量涵盖质量安全、质量提升和质量基础，既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社会领域，不宜一味强调“政府主导”。政府该主导的主导、该引导的引导，不断加强和改进质量监管，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第二，抓质量必须“产、管、竞”并举。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后，“质量是竞争出来的”这个观点一度引发热议。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论述与之密切相关，为我们提供了重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强调，食品安全首先是“产”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同样的道理，产品质量包括产品质量安全，首先是“产”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旨在强调竞争政策是一项基本经济政策，其核心是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质量是竞争出来的”观点，强调的是竞争，但过于鲜明、显得片面。因为质量的内涵极其丰富、关系特别重大，如果将质量安全等剥离出质量，就会出现“质量是竞争出来的”等似有道理、但不全面的观点，就会引出把质量工作简单推向市场的言论。唯有把质量安全纳入其中，才能回归质量的原意，才能支撑质量战线的工作部门积极作为、更好发挥作用。
我们不能把质量简单推给市场、推给企业，该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该政府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质量是企业生产出来的，是政府监管出来的，是市场竞争出来的”，“产、管、竞”各尽其能、缺一不可。
第三，“四个最严”不能泛化。近年来，对“四个最严”或有误解。有的同志盯住一个“严”字，一旦提到要严格监管，不管是食品药品还是其他产品，动辄套用“四个最严”，出现泛化现象。
除了食品药品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其他领域能不能适用“四个最严”？当前“放管服”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还是要区别对待。仔细推敲“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也许有的“最严”能推而广之，但不宜将“四个最严”泛化于质量监管乃至市场监管各领域。
（作者单位：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