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见：中原河洛姓氏寻根九讲

第一讲 历史研究和考证崇尚科学

第二讲 姓氏是生命信息的文化载体

第三讲 中原是华夏文化的肇始之地

第四讲 河图洛书等远古文化物证

第五讲 河洛文化的三次重大演变

第六讲 河洛流域茂盛的文化巨树

第八讲 为何多数姓氏源于中原地区

第九讲 四海游子可贵的向心意识

第二讲 姓氏是生命信息的文化载体

姓氏是一种特殊的血缘文化，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姓氏都负载着血缘文化信息。

中国的姓氏，记录了中国人父系社会的进化史。在姓氏基因研究领域，专家们有不少研究成果。姓氏中所携带的生命遗传信息，姓氏与遗传基因的关联性等等，正在越来越深入地被认识。

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群体遗传学家卡瓦利·斯福兹，1985年提出“姓氏基因”理论。斯福兹来中国访问的时候，提议与中国科学家联合开展中国姓氏与遗传方面的研究，当时中国人还没意识到姓氏与遗传基因之间可能存在联系。

姓氏具有特殊的文化背景和传递规律，“姓氏基因”理论力图通过这些来揭示人类遗传的奥秘。

姓氏研究通常被划归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但是，以姓氏的生物学特征为标记来进行族群的遗传信息的研究，在国外已有相当长的历史。

早在十九世纪，西方姓氏遗传学家就已经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姓氏传递中发现了有关生命遗传的信息，后来连续有所发现，但是远远不够，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姓氏的传递历史不够长久且不够连贯。

欧洲大陆，普遍使用姓氏的历史只有四百多年。犹太人，由于历史的原因很晚才使用姓氏。

在日本，公元五世纪晚期才产生了姓氏，但其姓氏仅仅在贵族中使用，只是代表社会政治结构中地位和职务的世袭称号，与宗族、血缘等几乎没有关系。到了明治维新时期的1875年，日本政府颁布法令，要求每个人都必须确定姓氏，日本人才匆匆忙忙地为自己找姓氏。这个时期产生的姓氏大量借以居住地名，如渡边、山下等等，它不同于中国人的复姓，多为两个字的地名，日本因此一下子涌现出三万多个姓氏。到今天，日本的姓氏已达十二万多个。

世界上有些地区，直到二十世纪中期，姓氏的使用仍然不够普及，比如土耳其，到1935年才以法律形式规定人们必须使用姓氏。

在非宗族的情形中或者匆忙的背景下形成的姓氏现象，很难寻找到与遗传基因的关联，因为许多没有任何血缘联系的人，使用着同一个姓氏。

中国人的姓氏与外国人的姓氏的形成过程不同。

中国的文明史比较漫长，中国也是世界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之一，大约在伏羲时代及其以后，姓氏就出现了。

受宗法制度的持续影响，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传宗接代，不断烟火，成了家族的头等大事。尤其在汉族社会中，宗族观念被一代代的不断培植，根深蒂固，保持着同姓聚居和修谱联宗的习俗，在全国形成了无数大小不等的同姓人群。

中国姓氏父传子的方式垂直而且稳定，有关姓氏的血缘记录有很多是可以追溯的。

因此，使得中国人的姓氏成为世界“姓氏基因”研究的一大宝库。

那么，姓氏跟基因的遗传到底是如何关联的呢？

中国人的姓氏与遗传基因之间的关系密切而又奇妙。

生物学研究已经证明，人体的二十三对染色体中的第二十三对决定性别的染色体叫做性染色体，分X、Y两种，男性精子中带有X、Y两种染色体，女性卵子中只带有X染色体。

带Y染色体的精子与带X染色体的卵子结合，受孕结果是男性；而带X染色体的精子与带X染色体的卵子结合，受孕结果则是女性。

所以，Y染色体是男性特有的，只能由男性遗传。

中国人的姓氏以父系方式传递，姓氏形成了Y染色体上的一个特殊遗传位点，每个姓氏相当于这个位点上的一种等位基因，其传递方式是父系遗传。

姓氏是探讨同源Y染色体人群分布状况的一种理想研究模式，是人类群体遗传学研究中的一种有用标记，因此可以推想，中国人的姓氏记录了男性遗传Y染色体的进化史。

那么，中国人的姓氏分布是否真正稳定，“姓氏遗传基因”是否真正存在呢？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群体遗传学家袁义达先生将卡瓦利·斯福兹的姓氏基因遗传学理论运用在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

袁义达绘出了宋、元、明、当代四个时期的一百个常见姓氏的人口分布曲线图，统计出人物的籍贯和居住地，并按今天的行政区划一一作了归并，跟全国人口普查抽样资料进行比较，惊喜地发现，中国人的姓氏分布在过去的一千年中竟没有多大的变化。

中国人的姓氏传递，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是连续和稳定的，这就意味着“姓氏基因”存在于姓氏的连续和稳定的发展中。

当然，除了姓氏的父系传递，中国人存在改姓现象，包括入赘婚姻、随母姓、避难改姓、少数民族改汉姓等，但是这些比例比较低，而且不管是什么情况下的改姓，从第二代起，仍然会以父系方式传递。

改姓现象可看作姓氏的突变，突变后的姓氏仍具有正常的父系遗传的功能。

有意思的是，很大一部分改姓者在第二代时又恢复原来的姓氏。

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改姓往往选择已有的大姓，因此改姓并未严重影响群体内姓氏的分布。

进入当代社会，人口流动加剧，中国广大农村同姓聚居的现象出现弱化、消化，婚姻半径变大，同姓人群变小，某种程度隔离的Y染色体群体会变得越来越稀少，研究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袁义达等人不仅撰著了《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 ，而且制作了一百个中国大姓分布的彩色图谱，每个姓氏在全国的分布区域、在当地人口中的比例一目了然。

《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简要地阐明了ABO血型的遗传方式，分析了人类遗传基因ABO血型在中国民族中的分布情况。

中国汉族人群ABO血型的分布，与姓氏分布的特征相似，反映了中国汉族南北人口在遗传组成上的差异，同时，研究发现，过渡性地带也都在长江流域地区的十一个省市。

“姓氏基因”研究的实际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大量在今天看来异常生动的生命信息也从“姓氏基因”的历史研究中显露出来。

首先，“姓氏基因”研究显示的生动的生命遗传信息与历史的发展相互印证。

宋、元、明、当代，四个历史时期的姓氏分布曲线虽然吻合一致，但也存在细小差异，如明朝七大最常见姓氏占人口的比例比宋朝和当代都低百分之一以上，反映出宋朝到明朝中国人口曾经大幅度降低过。

历史人口数据表明，由于连年战争和屠杀，在元朝，北方和四川的人口急剧减少，而浙江、江西、湖南、湖北一带的人口却相对增加，姓氏分布记录也是吻合的。

北方地区主要姓氏王、李、张、刘和杨，占人口的总比例在明朝比宋朝和当代都低一个百分点，尤其赵姓的比例，降低了四个百分点，原因呢，赵姓是宋朝的皇室之姓，自然受到更大的冲击。

到了清朝，由于红薯这种农作物的引进，人们可以吃饱肚子了，经济发展了，人口迅速增加到四亿，南北人口的比重趋于平衡，大姓人口迅速增多，恢复和超过了宋朝时期相应姓氏所占的比例。

其次，研究发现，同是汉族姓氏，却可以从血缘上分成两大分支，以武夷山——南岭为界，南北两地汉族的血缘差异较大，甚至比南北两地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差异还要大。这从遗传学角度证明了汉族只是文化而并非血缘上的完整群体，整个汉族是在与各少数民族的长期交往中融会形成的。

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宋、明、当代三个历史时期人口分布呈现一个共同特征，即仅占姓氏总量不足百分之五的一百个常见姓氏集中了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人口，而占姓氏总量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非常见姓氏仅代表不足百分之十五的人口，

这种现象提示我们，研究中国人起源和历史，离不开这一百个常见姓氏的源流和变迁史迹，它们决定着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和地域人群间亲缘关系的程度，而非常见姓氏人群，则更多地表现出地域特色和相对隔离的现象。

“姓氏基因”研究，蕴含着不凡的价值和前景。比如，有望找出疾病分布与人群分布的关系，使疾病诊断少走弯路。

已有研究表明，一个人所患疾病与其遗传基因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不同的疾病可能存在不同的高发易感人群。

人们也观察到，患同一种病的不同患者，即使服同一种药，疗效却迥然不同。

有专家据此提出药物也有“百家姓”的观点，“姓氏基因”研究可为这个领域的研究提供线索。

国外最新的科研结果表明，男性成人细胞在减数分裂时的染色体突变率是女性的两倍，而基因突变和疾病的发生关系密切，这和Y染色体目前尚未得知的功能有什么联系呢？

既然姓氏反映了基因的传递，那么对“姓氏基因” 的研究就有望找出疾病分布与姓氏分布的关系、长寿因素与姓氏的关系，甚至找到药物的姓氏差异。患同一种病，因姓氏不同吃不同的药将来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姓氏基因”还与长寿项目研究有关。

有调查表明，广东、广西等地长寿人口较多，同时该地区循环系统疾病、肿瘤发病率相对较低。

如果从姓氏入手，找出这些地区的大姓如“叶”、“黄”等人群进行研究，有可能会找到长寿、免疫力与某一姓氏遗传之间的关系。

因为人的生命长度有限，通过血型只能进行近一百年的群体遗传学研究，而姓氏可上溯至几千年前，这就极大地拓展了群体遗传学的研究空间。

举例来说，从某古墓地挖掘出了男性尸骨，死者的姓氏得到确认，若有与之同姓的当代人想知道自己是否是死者的后代，可以把从尸骨中提取的Y染色体基因与当代人的相对照，如果一致就可断定死者是祖先。

所以，“姓氏基因”研究还有益于划分同姓人群，帮助百姓寻根问祖。

中国民间流行以修家谱来明示家族关系，如果掌握了姓氏与基因的关系，查一查基因就可以辨别同姓人是否出自同一血脉。

简单地说，有多少个姓氏，就可以断定至少有多少位祖先。

两个同姓的同时代的人，如果检测其Y染色体基因不一致，则说明其祖先不同，必然有一个是改了姓的。

袁义达的小组在山西太原市郊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发现了很有意义的现象。

有一个村子的居民都姓张，附近庙里也供奉着张氏家族的灵位，村民均自称是数千年前某名门之后。但研究人员从史书中了解到，正宗的张姓应分布在河北地区。那么，太原这支张姓是否同出一族呢？

他们从村民中抽取了30份血样，进行检验，对Y染色体上的某一基因位点作了测试，结果发现该位点上的基因密码分布并不一致，证明这些同姓人群并非一个祖先的后代，有些人的祖先应是中途改姓加入的。

另一个例子是，在河南开封，至今仍有不少犹太人的后裔，因为长期与汉族通婚，这些犹太人后代的外形与汉族人看不出差别，但他们的Y染色体仍有同犹太人相同的特征。

回到华人姓氏源流的考证上，“姓氏基因”课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既有成果告诉我们，华人姓氏的源流和分布是一个重要国情，它不仅局限于姓氏研究，对华夏文明的起源等更为广泛的历史文化领域的研究都可能产生帮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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